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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中美關係的兩點根本性思考(下)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

 

好了,然後說說第二點,中國如何應對這種轉變。首先,當然是不要對這種轉變抱有任何幻想,尤其是不要對特朗普施政風格會不會人存政舉、人去政息存在任何幻想。不要以為特朗普有可能倒台於「通俄門」危機,從此中美之間走向坦途。正如上文所言,其實在奧巴馬時期已經呈現這種轉變趨勢了。這要求中國對中美關係的轉變有一個本質上的認識轉變,彼變則我變,這不是人的主觀意願可以轉移的。

 

然後說到具體的應對手段,能夠真的做到中美雙贏合作,當然是皆大歡喜,不僅是中美兩國人民之福,其實也是世界之福。這一條不再詳述了,重點反而是在第二條,如果美國堅持要損我利他,堅持要玩以削弱、遲滯中國的發展來達到「讓美國重新偉大」的零和遊戲,中國應該如何應對之?雖然今天中國的實力已經強大到今非昔比,但與第一大國的美國相比,無論經濟、軍事、科技硬實力,還是文化軟實力,實事求是地說,還是有著非常非常大的差距。用一個標準的術語來加以形容中美競爭,就是一種「不對稱競爭」。以往比較多用「不對稱競爭」來形容中美之間的軍事競爭,今天不妨也以這個術語來形容中美之間的全方位競爭。

 

一直以來,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前蘇聯解體之後,中國在應對軍事上的「不對稱競爭」時,基本上是採取一種「非全面、可負擔的、但能有效阻嚇及拒止」的戰略。什麼意思呢?

 

所謂非全面、可負擔的,指的是中國的軍事發展,尤其是軍事科技發展和相關資金投入,並不是像冷戰時代前蘇聯那樣全面投入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以期抱持對美全面的軍事實力與科技上的勢力均衡地位。在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方面毫不諱言,曾經以「戰略導彈防禦系統」(也就是所謂「星球大戰計劃」)等高額投入的軍事發展,誘使前蘇聯不得不也進行高額軍事投入,從而使本來已經陷入停滯的蘇聯國民經濟進一步失去發展動力,不得不把國家力量和關注力放在全面軍備競賽上,這就拖垮了蘇聯,最終成為蘇聯瓦解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種以全面軍備競賽拖垮經濟發展的競爭戰略,不僅後來美國高層毫無掩飾,同時其實中國在總結蘇聯興亡經驗教訓時,也是深切認識到這一點的。因此,即使從九十年代初中國面臨銀河號事件的屈辱,面對李登輝上台前的海峽軍事危機,面對九十年代末南斯拉夫大使館的被炸,面對南海撞機事件的危機等接踵而來的軍事威脅,中國也沒有採取前蘇聯那種全面的、超負擔的軍備發展大投入。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仍舊是中國在輕重緩急的天平中排第一位。當然不是說不理會這些外來軍事壓力,而是把軍事科技的發展採取一種「點穴式」的重點發展途徑。

 

這裡所謂的「點穴式」,其實就是能找到美國軍事方面的某些軟肋,然後進行重點資源投入,重點技術突破,不是從整體軍事科技上達到與美國同等的水平和均勢,而是在某些關鍵要點上下工夫,從而能夠有效地阻嚇美國採取「鬥破」的極端手段,或者說能夠有效地把美軍的威脅抑止於某個點上,使其知難而退。前蘇聯採取的全面均勢軍備競爭,其實是一種確保「敵我共同毀滅」的核平衡戰略------美國如果發動核戰爭,或者發動足以引起核戰爭的常規戰爭,那麼蘇聯即使在毀滅之前,也要確保美國一樣被蘇聯核武所毀滅,這是一種恐怖平衡。

 

但中國則不是採取這樣的應對戰略,而是集中在某些關鍵環節,重點發展能夠給予美國或者美軍以它所不能承受的巨大損失,雖然這種巨大損失不至於像蘇聯給予美國那種「全面毀滅」。例如,針對如果台海發生軍事危機,為了有效抑止美軍航母介入台海,中國就大力發展中長程彈道導彈系統,力量大到足以有效阻嚇美軍航母進入台海,因為只要一進入台海衝突範圍內,馬上就會面臨被導彈擊沉的風險。擊沉美軍航母當然不等於打敗了美軍,不等於在台海可以把美國軍事力量完全驅離了,但至少讓美國對軍事介入有所顧忌。二戰期間,馬歇爾將軍曾經說過:美國這個民主國家承受不了「七年戰爭」。他的意思是,美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美國無法長時間陷入一場沒有結局的戰爭中,今天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已經遠遠超過七年,但前提是它的傷亡率沒有像世界大戰那麼高昂,如果又超過七年,又是二戰那麼高的傷亡率,看看越南戰爭對美國政治和美國社會的巨大衝擊,便可明瞭馬歇爾將軍觀點的深邃洞察力。

 

又如中國成功發展中段導彈攔截技術,成功發展用激光武器摧毀人造衛星,前者直接削弱美軍對華採取一次遠程導彈的打擊能力與效果,後者直接對美國依賴空天一體化的指揮控制系統構成威脅。類似的例子很多,中國的確不是像蘇聯那樣全面追上美國,那樣實在太花錢了,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實在太大了。

 

中國實事求是地承認美國在綜合國力和整體軍事實力仍然遠超中國,但綜合整體上超過,不等於個別部門、領域上也是超過的。因此,中國採取在如上述幾個例子方面的重點領域,採取重點發展,達成局部優勢,從而有效地增加美國對華採取極端手段時的風險和損失代價。不放用一個悲壯的虛擬情景來說明:如果中美之間爆發全面戰爭,美國可以憑其實力徹底摧毀中國,但不能在毫無損失的前提下摧毀,中國在毀滅之前,怎麼都至少可以摧毀美國幾個州!

 

這就是我所說的「非全面、可負擔的、但能有效阻嚇及拒止」戰略,以期在中美之間「實力非對稱性競爭」中,以局部優勢來阻止全局爆發戰爭危機。

 

好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面對美國提出全方位競爭,應對的手法也應該把在軍事領域上的這種「非全面、可負擔的、但能有效阻嚇及拒止」戰略推而廣之,從經濟貿易、金融、文化、外交等各個領域,都應該努力研發和儲備這類有效政策手段。全面競爭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正如不能像前蘇聯那樣全面軍事和軍備競賽,總不能整個國家的發展精力都被牽制在對美競爭上,同時仍不排除也有領域是可以存在雙贏合作的空間。要研發和儲備這些話有效的政策手段,其之所以「有效」,關鍵是找著美國的痛點,能夠有效打痛它,或者讓它事先預測到有可能在這些點上被中國打痛,從而知難而退。

 

那麼痛點到底在哪裡呢?不同領域當然原理不同,但就著當下發動貿易戰的特朗普總統來說,他的痛點依次如下:

 

-特朗普的選民基本盤所在行業,例如,除了藍領白人產業工人階層之外,還包括農場主、農民之類。

 

-執政共和黨尤其支持特朗普的議員們的選民基本盤所在行業,或者說選區內的支柱產業。

 

-支持總統和兩會議員的重要金主和院外集團所屬的產業。

 

-其他依賴從中國進口或者出口中國的產業。

 

如果開打貿易戰,就是從上述行業來重點徵收懲罰性關稅、採取反傾銷性調查、投訴WTO,甚至禁止其貨品進口。

 

所謂「打蛇七寸」,要打在美國執政當局和統治菁英們的直接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要害之處,而不是全方位無差別式開打貿易戰,才能讓美國執政當局和統治菁英在制定決策時,不得不一併考慮國家和私人的政治經濟利益,無法單純從國家的長遠利益來考慮。

 

另外,光是開打貿易戰是不夠的,更要展開廣泛的媒體宣傳戰,讓美國執政當局感覺到自己私人政經利益被打痛,讓美國相關產業的東主和受雇人員感覺到自己的利益因為特朗普的魯莽貿易戰決策而受損,從而增加對特朗普的不滿,繼而施加政治和社會壓力,尤其是對於執政共和黨保持府院優勢的十一月中期選舉,已經進入選舉工程階段了。所謂的媒體宣傳戰,當然不是花鉅資在紐約時代廣場刊登曇花一現的廣告視頻!而是分兩部來走:

 

第一是平日做好與美國傳媒大V或者說KOL(Key Opinion Leaders關鍵意見領袖)和媒體的公關關係,平日聯絡多了,到貿易戰時,就是可以請他們說句「公道話」———無須他們為中國作正面宣傳(心戰術語稱之為「white propaganda「),只須他們對特朗普作黑色宣傳(心戰術語稱之為「black propaganda」)就足夠了!把上述的針對他們選民基本盤產業的效果盡量放大!要「幫助」選民們感到痛!從而埋怨特朗普。這其實不是什麼新招數,早在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明治政府已經懂得使用這種方法來針對清政府進行海外宣傳,從而使得清朝反而成為國際輿論的反面角色,日本成為正義者。

 

第二是密切研究和開發不同的網媒平台,適時轉發美國反對特朗普的聲音,以及上述黑色宣傳文稿、視頻之類材料。沒有傳統媒體的專業報導與評論,光靠網絡新媒體是缺乏權威性和很難短期內形成公信力;但沒有網絡新媒體的轉發擴大化流通,光靠傳統媒體是不足以形成傳播規模效應的。這是新時代對外文宣統戰工作的新要求,需要有專職和專業部門加以研發和執行的。

 

一如軍事領域應對「非對稱競爭」那樣,全方位的競爭之應對,也是需要如軍事部門那種聯合參謀部或者總參謀部體制,負責平時統籌研發和儲備能夠打中對方痛點的綜合手段,負責統籌這些手段的兵棋推演和演習(一如金融體系的壓力測試),「戰時」負責指揮和控制,不能臨急抱佛腳和九龍治水式地各自為戰。中美這場號稱新冷戰的競爭,不僅是實力的競爭較量,更是體制優越性的競爭,美國的體制固然有其優越性,但同時也有著網絡大門洞開、媒體領域過度自由和商業化、可影響選民的操作空間較大,以及社會資源不容易迅速集中在政府行政當局掌控中等體制弱點。

 

反之中國,則習慣了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大效率體制,適時提出「網絡主權」反映了對網絡威脅的高度重視等體制強項,何況在新的國家安全新體制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及時確立,中國完全有科技專業能力、戰略規劃能力和行政協調能力去打贏這場已經開啟了的新冷戰全方位競爭!

 

2018年3月23日 (橙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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