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專業月刊

  大學當局處理學生會問題的三個要點(鄧飛)

教聯會副主席、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

 

四月三十日,香港大學當局表示,收回學生會會址和其他設施的管理權,不再代收學生會會費和提供財務管理服務。眾所周知,近年大學學生會(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大學學生會)屢屢做出令人瞠目結舌的言行,從宣揚極端本土論、民族論(源於學生會雜誌)這些明裏暗裏推動「港獨」的論調,到實際上參與到涉嫌違法的種種激進行動,以及在畢業典禮和公務會議上的惡劣表現,例子實在太多,但大學管理當局一直都保持沉默忍耐的態度。今天港大的做法,是一個好的開端,但還是遠遠不夠的。筆者認為,在大學處理與學生會不當言行的問題上,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問題要逐步解決:

 

第一,當然是目前這種劃清法律責任的做法。如上所述,大學學生會這麼多不當甚至涉嫌違法的言行,如果大學管理當局一直沉默寡言,不作反應,就很容易讓社會公眾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大學學生會的行徑是得到大學當局默許的,至少是大學當局不反對的,這就變相成為一種縱容,變成對社會大眾的誤導,對於保持社會大眾乃至香港境外家長及學生對本地大學的信心,完全是百害而無一利。

 

因此,這次港大當局劃清法律責任的做法,完全起到澄清權責、以正視聽的作用,正如港大的聲明所言,「不能容忍學生會一方面利用學校提供的服務和場所,另一方面其所作所為又給大學帶來違法風險。」這次做法,值得點讚。

 

第二,大學需要完善對學生的品格和價值教育。僅是劃清法律責任是不足夠的,尤其對於大學作為一個教育機構來說,大學和大學生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一般的合作關係,而是教育者和學生的關係,大學是教育機構,學生會是學生組織,這也沒有改變兩者本來的性質,就是前者仍是教育者,後者仍是學生。如果僅僅是劃清法律責任界線,則是消極的法律自保措施,還沒有盡到作為一個教育機構的應有責任,就是教育!

 

本地各個大學都有自己的博雅教育課程或者通識教育課程,旨在為大學生提供專科教育以外的更廣闊視野的教育,大學當局是不是應該從這個角度切入,提供更完善的大學生品格教育和價值教育?至少提供國家憲法、基本法和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教育,讓學生能夠更全面地認識「一國兩制」以及基本國情。

 

第三,大學當局甚至特區政府必須認真研究大學學生會與大學管理機制之間的法定關係。香港的政府資助大學,也就是俗稱的公立大學,每一間大學都有一部法例和附屬法例作為其法律地位和權責的法定依據,例如,香港大學有《香港大學條例》內含作為附屬法例的《大學規程》,可由校董會提出修訂建議,校監即特首批准,立法會審議等。其中對大學學生或者學生會如何參與校務管理工作,有相關的條文規定。例如,在《大學規程》對紀律委員會的規定方面,第4條明文規定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和學生會會長的參與權力。如果再結合大學本身的規章制度和慣例,至少有三十多個大學管治委員會是包括學生代表的,例如校務委員會設有一個本科生代表席位,教務委員會設有兩個本科生席位,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一定由大學學生會的幹事或代表出任,但通常都會參與其中。同理,各個學院的院務委員會也設有學生代表席位,同理各個學院也有院學生會、學系學生會,也會推選學生代表進入院務委員會參與管治。

 

各個大學的條例、規程和校內規章制度不盡相同,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下《大學規程》規程14的第1條第(K)款規定,學生會會長是大學教務會的成員,而第5A條(a)款則規定教務長可決定教務會中的學生代表是否可參與會議保留事項和參與方式。二月底,中大管理當局宣布暫停學生會內閣成員參與校內不同管治委員會職務,也引起一番爭議,之後也不無爭訟於法庭的可能性。

 

總括而言,筆者這裏要強調的是,儘管過去十年以來,不少大學的學生會都作出令社會失望的言行,更不無違法之嫌,但一個客觀事實是,不少大學的學生會或各級學生團體是融入到大學管治架構當中去的,這種融入參與不僅由大學規章制度所規定,甚至有香港法例所明文規定。那麼一個重要問題就必須予以嚴肅對待和認真研究,就是如果大學學生會或各種融入參與大學管治的學生團體仍舊出現上述不當言行,甚至涉嫌違法時,目前這種法例和規章制度是否足以確保大學管理當局能夠予以制止和秉公處理?更重要的是,不是出了事才去滅火,而是能一勞永逸地杜絕這種假借大學管治架構之朝堂,而作有違「一國兩制」和國家安全之行徑。如何在保持學生參與校務和學生自治的傳統,與杜絕上述行徑之間取得合理合法的平衡,這是需要從法律和規章制度之專業檢視角度來予以認真研究的。

 

2021年5月1日 (橙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