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專業月刊

  一種不能被忽視的管治能力(鄧飛)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

 

無可否認,愛國者治港這個大原則是同時強調,治港者必須具備相應的管治能力,而不是僅僅具備愛國的情懷。因此,之前也有不少評論系統地提出了到底應包含哪些方面的能力。筆者這裏補充一項能力,就是協調和處理香港社會不同階層之間利益矛盾的能力。

 

調和不同階層利益衝突

 

中央明確提出,要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從而體現愛國者治港原則。困擾香港二十多年的所謂政治議題,終於可以告一段落,終於讓反對派難以藉此議題進行炒作和議會「拉布」,終於使政治爭拗可以平息下來,讓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等政權機關回歸本源,把精力和時間花在提振經濟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實務工作上,這當然是件好事。不過,我們也應該留意一點,當政治議題退潮之後,那麼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差異,甚至矛盾衝突,就有可能馬上浮現出來。這些矛盾衝突議題其實一直都存在,只不過是以前被政治議題所掩蓋了而已。

 

以筆者所服務的教育界為例,眾所周知,香港因為出生率下降等原因,適齡學童人數年年下降,現在每年一屆的中學畢業生,已經只剩四萬七千人,遠遠低於二千年頭教改之時的七八萬人。但全港大中小學所提供的學位、師資編制和學校數量,仍舊是這麼多。借用經濟學和商界的「俗話」來形容,就是教育生產力過剩!

 

那麼解決的方法不外乎兩種,要麼按生源減少的比例來縮減學校和教職員的數量,要麼增加外來生源。前者,等於再來一次教改初期的「肥雞餐」、「瘦鴿餐」等變相裁員,那麼會引起什麼社會動盪,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對香港教育的品牌印象也不是什麼好事。

 

後者,目前大學學士學位是把非本地生比例限制在兩成,中小學則更嚴,沒有本地身份證或沒有海外護照或居留權,徒有內地身份證,是不能在本地中小學入學的。即便內地生源充足,即便對香港教育的需求仍高,但目前的入學限制政策就是不能做到擴招。這就面臨一個兩難局面:如果放寬限制,容許內地生源來港入學,那麼本地家長會抱怨教育資源被爭奪;如果不放寬限制,以目前本地的生源下降趨勢,是很難長期維持這個「過剩生產力」。這就是一個不同利益之間矛盾的例子,管治者是否有能力協調處理之?

 

又如,香港樓價持續高企,市民無論買樓上車,還是輪候公屋,都不容易。根據運房局引用稅務局資料顯示,香港有175萬人擁有一個物業,相當於總人口的兩成,另有37萬人左右擁有兩到三個物業,而公共房屋居民佔總人口三成以上,其餘則是租住私人物業。好了,如果樓價真的下降到讓後兩者能夠上車,那麼前兩者等於自己物業資產價值縮水了,尤其對於只有一個物業的人來說,這可能是畢生收入與財富之所在。有樓階層與無樓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難道不是一個重大議題?如何協調處理,難道不是一項重大的能力挑戰?另外,如何調節工商舖位業主和各類中小企之間的利益差異,則同樣也是一個對管治能力的大挑戰。其實這種例子遍布所有政策範疇,俯拾皆是。

 

人們常說,必須把蛋糕做大,才能解決這些利益差異問題。但別忘了,在做大蛋糕的過程中,已經涉及這些不同階層、社群之間的利益變化了。誰不知道增加土地供應和房屋供應,是調控樓價的根本之道?但在開發何種土地來增加土地供應上,已經觸及原有的利益結構了。

 

沿用既有程序還能有效?

 

古人形容管治為調和鼎鼐、協理陰陽,指的就是處理各種利益矛盾。未來管治者及其團體當如何處理之?如何沿用既有程序來發揮處理利益的管治能力:AO主導政策草創、聘用外國顧問公司寫建議、諮詢民意、游說各方持份者,繼而保證立法會能通過修例和撥款?

 

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稅收國家的危機》中提到:剝去一切意識形態外衣之後,剩下的軀殼就是(政府)財政和預算問題!

 

2021年5月7日 (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