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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國情字典 (一)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不斷產生新詞彙、新用語,舊詞彙的內涵亦不斷變化。有見及此,《教聯報》新增「通識國情字典」欄目,專門解釋有關詞彙,協助同工掌握國情資訊,為教學提供參考。
 
胡少偉 鄧飛
 
打擊三公消費 生涯規劃與職業教育 促進民族復興的改革開放 讓數學和英語滾出高考?
教師輪崗制與教育公平 提倡12個核心價值 中國是世界第二嗎? 《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徵求意見
首次推行《中小學生學籍管理辦法》和中央集權 行政改革 奧數變成入學標準試 內地教育公平的實施
內地的「督學」 中國人權的發展 科學發展的十年 民族復興與中國夢
南周事件和黨管新聞 重視知識產權 諾貝爾文學獎.莫言.靜靜的頓河

內地教育公平的發展

異地高考 「入園難」──內地學前教育供不應求 扶助農村貧民

簡體字

釣魚島爭端與海洋主權概念的發展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合作區 鄧小平 維穩與公正
海洋爭端的「深層次」 中國的軟實力 隨遷子女就地高考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
世界報告引起的風波 薄的公與私 中大在深圳建校園  

 
 
 
打擊三公消費  胡少偉
 
「三公經費」是指用公帑支付公車、因公出境和公務接待。由於近年來屢有內地政府部門公款吃喝、鋪張浪費等現象見諸報端和網路,且有關費用從前未予公開,而廣受詬病並引起了不少的民怨。自2012年底中央出台「八項規定」以來,各地各部門的「三公消費」受到抑制,三公經費支出明顯削減;全國「三公經費」由2010年的94.7億元降至2013年的79.69億元的預算,減少了15.01億元。同時,自打擊「三公」消費後,內地高檔零售消費減了不少;據中國烹飪協會數據,2013年的假日宴請餐飲業收入按年下滑,為25年來首次。世界奢侈品協會亦公佈於2014年1月20日至2月20日期間,內地的奢侈品消費總額為8.3億美元,比去年下跌逾5成,也是近5年來最低的。另一方面,內地各級政府存款餘額則達新高,於2013年10月為41163億元,比9月份增長19%,也是政府存款餘額首次突破4萬億元。
 
 
 
特首施政報告提出,每校增添一名常額教師負責生涯規劃。熟悉香港教育情況的人都知道,生涯規劃基本上就是升學擇業輔導,對於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學生能升讀政府資助大學學位的今天來說,這尤為重要。
 
 
無獨有偶,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月26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審議通過了《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草案)》。中國內地在九十年代末高考擴招之前,職業教育與高中教育兩者之間涇渭分明。學生在初中三年級期末參加「中考」,這類似香港以前的中三評核試,約百分之四十的學生會升讀高中,準備高考,剩下的同學除了出來社會工作之外,一般會進入中專、職中和技校等不同等第的職業學校,學習一技之長。
 
 
大學擴招後,家長和學生對能夠入讀大學的期待變得比以前更為強烈,加上其他各種原因,原有的職業教育體系變得有所冷落。隨著大學畢業人數上升,就業變得越來越嚴峻。故此,當局重新優化職業教育體系,並提出要「形成『崇尚一技之長、不唯學歷憑能力』的社會氛圍,激發年輕人學習職業技能的積極性」。會議提出了以下五項重點:
一是牢固確立職業教育在國家人才培養體系中的重要位置。
二是創新職業教育模式,擴大職業院校辦學自主權。
三是提升人才培養質量。
四是引導支持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
五是強化政策支持和監管保障。
 
 
 

經過35年的實踐,國家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制約國家發展的障礙很多,新情況新問題又層出不窮。在這情況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強調改革開放無止境,並提出要敢啃硬骨頭。在文件中的新措施包括:確立市場在經濟的主體地位,弱化政府對市場的參與;構建開放型經濟、放寬投資准入和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賦予農民更多財權,並推進城鄉平等和將農業轉移人口戶籍改為城鎮居民﹔推動紀檢工作、雙重領導體制、改進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巡視制度。加上放寬單獨一胎、廢除勞改、高考一年多考、理順醫藥價格、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婦女老人關愛服務體系等措施,都顯示中央有勇氣革除弊端,並為今後十多年國家各方面的發展提出要認真改革的環節。有效落實這個全面改革開放的決定,將有力促進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和讓更多的當代國人能圓夢。

 

讓數學和英語滾出高考?  鄧飛

近月在內地微博出現「讓數學滾出高考」和「讓英語滾出高考」的網上民意調查,居然獲得成千上萬網民的支援。高考乃至整個受其掀動的中小學基礎教育體系的改革,自然是新一屆中國政府領導人的改革和施政重點項目。在剛剛公佈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的第42段,就是關於未來教育改革方向性的表述。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有:「不設重點學校重點班」、「探索全國統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等。雖然報告中並沒有具體的措施和落實時間表,但至少透露了一些高考和基礎教育的改革思路。例如重點學校重點班,這是有別於香港的第一組別學校。香港學校所獲得的政府資助基本上只考慮班數或收生人數,因此不同組別之間基本是均等的。但內地不同,省市重點學校可以獲得比非重點學校更多的政府資源,因此取消意味著在教育公平方面的進步。在統考減少科目和不分文理科,這種改革思路對於經歷過新高中教改的香港教師來說並不陌生。當然,由此而衍生的問題會不會也在中國內地重演,不妨拭目以待。

 

教師輪崗制與教育公平   鄧飛

所謂教師輪崗制,是指教師不能在一所學校長期甚至終身任教,每個若干年(目前內地通常是六年)就必須調到另外一所學生能力水平有所不同的學校任教。在香港的官校和一些大的辦學團體學校之間,雖然也會存在校長和教師調校調職的做法,但未必與內地的輪崗制度一樣目的。

 
在2013年通過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決議中,明確提出了為落實教育公平,必須貫徹實施校長教師輪崗制度。內地中小學其實與香港一樣,都會依照入學學生的學術成績排名,分成不同組別的學校,重點學校和普通學校都有非常精細的劃分。不同之處在於,內地重點學校往往享有更多政府分配安排的教學資源,尤其是優秀的校長和教師隊伍。這就帶來了相當程度的公平性問題:越是高水平的學生,就獲得越是優秀的師資,反之亦然。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早在1999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就已經規定了城鎮老師必須有到農村學校任教的年資經驗。這一次中央決議,等於把這項措施全國化、制度化。當然,這種帶有一定強制性的措施,也引起了教育界和社會相當強烈的反應。作為香港同行,值得多加關注。
 
 
提倡12個核心價值  胡少偉
 
中共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等國家層面價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會層面價值,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個人層面的公民價值。為了實踐培育這12個核心價值,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對此,有內地輿論認為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不良風氣已滲入到社會多個方面,落實這份文件將有利民眾理解和深化這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從而自覺自願踐行,這對於糾正內地社會不正之風和凝聚各族民心有積極意義。
 


同時,有學者指出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要以誠信建設為重點,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讓每個人都感覺到相關價值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亦有輿論認為這些價值觀既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和人類文明普世價值相通,推動內地社會深化這12個核心價值,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引領全國人民團結奮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中國是世界第二嗎?自從2010年中國的GDP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刻,部分國人已不禁開始為之沾沾自喜。中國現時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是第二強國嗎?早於2007年,歐美的一項民調已表示,93%的法國受訪者、90%的美國受訪者、87%的德國和英國受訪者、88%的意大利人以及86%的西班牙人均認為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第二號強國;自此,便有G2的說法,國際傳媒更不時傳出中國軍事力量亦排行全球第二的說法。
 
 
然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2007全年球教育報告書》指出,中國是全球第二多文盲的國家,佔全球文盲的16%;而按人均生產總值來說,中國仍處於全球的中下水平,而中國在醫療、教育以及環境等較多領域仍然比較落後。故資深外交家李肇星於2013年9月甚至說:「現在有人說中國崛起了,不是發展中國家了,還有人說中國是世界第二了,和美國並稱G2。誰信?只有傻帽才信!」

 

《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徵求意見 鄧飛

今年8月22日,國家教育部擬定了《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引起了全國各界非常廣泛的討論和爭議。中國學生的學習和功課壓力素來巨大,為人所詬病。故此,教育部草擬了上述規定,內容包括:

●         陽光入學:嚴格執行免試就近入學,與香港相同;
●         均衡編班:嚴禁分開「重點班」(即香港的精英班)和「非重點班」;
●        「零起點」教學:不得加快教學進度,也就是不得提早教更高班的內容;
●         不留作業:不安排書面式家庭功課;
●         規範考試:一至三年級不設考試,其餘各年級考試的次數嚴格限制;
●         等級評價:取消分數制度,實行「優良合格」等級價鼓勵性評語;
●         一科一輔:一門學科一種教學輔助材料,學校教師不準推銷額外教材;
●         嚴禁違規補課:公辦學校一律禁止課餘時間進行補課;
●         保持體育鍛煉:嚴格落實體育課、課間操和眼保健操;
●         強化督查:各級督學要嚴格督導檢查上述減負規定。
 
自8月22日至29日面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相當於香港的公眾諮詢),合共收到公眾通過電子郵件、傳真、信件等方式提出的意見為5956項。根據傳媒報導,似乎反對的聲音非常巨大:家長擔心孩子跟不上進度,老師擔心成空談,因為公立學校減負但民營私立學校卻可以不減負!名校的校長擔心砸招牌等等。教育部唯有展開第二次徵求意見.到底最終實施與否,不妨拭目以待。
 
 
 
 
然而在地大人多的中國內地,這種雙重甚至多重學籍的弊端一直存在,一人多籍、人籍分離、有人無籍等情況在各地時有發生。人們一直有一印象,就是中國仿佛事事都是高度中央集權。其實,中央集權有賴人口檔案資料的統一存檔和及時更新,這在地大人多的環境和科技落後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做得到的。香港地窄人密,容易做得到。但在過往的中國內地,教育學籍最多只能在省級和城市達致統一存檔和及時更新,跨省和城鄉之間就無能為力了。
 
今年8月23日,教育部首次頒佈實施全國統一學籍的《中小學生學籍管理辦法》,實行「一人一(學籍)號、籍隨人走、終身不變」,務求徹底杜絕虛假學籍等浪費教育資源的流弊。
 
學籍管理辦法設計了學生學籍檔案的基本內容,包括學生的綜合素質發展報告(含學業考試資訊、體育運動技能與藝術特長、參加社區服務和社會實踐情況等);體質健康測試及體檢資訊、預防接種信息等;學生在校期間的獎勵資訊以及享受資助資訊等。學生類別不僅涵蓋了主流學生,亦包含了在普通學校就讀的傷殘學生、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工讀學校生、外籍學生和港澳臺學生的學籍管理。
 
學籍管理辦法亦規定了學籍變動處置的辦法和流程。據悉,今年10月底前全國將完成中小學生信息採集和輸入。採集工作將採取家長簽字、修改留痕等技術手段,從技術上防止隨意修改學生學籍信息。
 
真正的教育中央集權,現在才剛剛開始。
 
 
行政改革  胡少偉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共啟動了7輪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經過六次行政機構改革後,中國政府由計劃經濟政府轉變為市場經濟政府,但一些深層次問題還沒有解決好。有學者指當前是中國改革進入攻堅期,政府管理面臨來自外部和內部的雙重壓力,這促成了行政體制改革的加速推進。
 
內地現時出現了前置審批過多、市場准入門檻過高、行政性壟斷過多等行政問題,制約了經濟的發展活力;而深化行政改革、推行行政審批制度,是減少腐敗建設廉潔法治和服務型政府的重要途徑。再者,目前各級政府在行政審批時,都不同程度存在流程繁瑣、時限過長、收費過高等問題,影響了政府履行職能和群眾心目中的形象。故此,2013年的行政改革被視為是啃硬骨頭的改革,政府要通過取消和下放審批事項,優化審批流程,以方便企業和群眾辦事,同時把政府精力轉移到監管方面,把該管的事切實管好。
 
 
 
對於數學老師來說,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簡稱「奧數」)並不陌生,香港有不少中學也會培養學生參加這項國際比賽,作為學校的教學拔尖措施之一。但是,有沒有想過,奧數成績居然會成為內地不少城市的小學升中入學遴選標準?
 
2013年2月21日,國家教育部劉利民副部長主持召開座談會,從中央的層面部署治理上述這種「奧數」現象,可見問題有多麼嚴重。為保障義務教育的實施,早在1986年,內地通過《義務教育法》,其中第九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適當設置小學、初級中等學校,使兒童、少年就近入學。」自此之後,「免試就近入學」成為小學和初中的一個重要收生原則,這一點與香港幾乎一樣。
 
但一如香港,學校也會分成重點學校(即「名校」)和普通學校。家長對重點學校需求更大,重點學校在收生方面自然有更多的選擇。「就近」原則不難滿足,搬家搬戶口便可以。但「免試」或者說不得用考試方式篩選收生,可就不容易違反。如果學校擺明車馬考試,家長可以投訴。但如果不用考試方式,學校就不得不另闢蹊徑來篩選申請入學的學童,其中一招就是要求家長出示子女在奧數方面的成績。奧數考試是主辦奧數的民間機構舉辦的,那麼學校一來不用自設入學篩選考試,避免違反「免試」原則,二來實際上又能根據考試來選收學生,完全是無本之利,拿來即用!
 
 
 
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今年兩會表示國家重視促進教育公平,財政開支重點向農村地區、貧困地區、民族地區傾斜,向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傾斜。僅就2009年開始實施的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一項,中央財政4年累計便已安排300億元,帶動地方投入3千多億元,使13.6萬所學校、約3.5億平方米的校舍通過加固改造或新建重建,達到抗震設防標準和綜合防災要求。同時,國家每年用近1千億來解決8千多萬學生的家庭生活資助問題;而惠及全國680個縣約2,600萬在校生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亦已順利推行。其他相關措施包括:農村免費中等職業教育、國家資助家庭經濟困難的大學新生、設立研究生國家獎學金丶及建立覆蓋學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學生的資助政策體系等。
 
在「2012年中國主要城市公眾教育公平感調查」顯示,6千名居民對居住市近三年教育公平狀況的評價在及格之上;而在小學升初中過程中公辦學校的擇校現象的評價則最低。同時,在30個受訪城市中有 29個市的幼稚園入園難、入園貴問題的解決進度,仍未獲當地居民的認可。故有內地學者提出各地政府要處理好管轄區域內教育公平的問題。
 
 
內地的「督學」  鄧飛  
 
提起「督學」,香港的教育工作者絕對不會陌生,尤其是面臨督學訪校之時。那麼中國內地有沒有「督學」呢?答案不止有,而且有一定的歷史淵源。
 
在明朝年間,中央派駐地方各省負責督導教育和主持科舉考試的官員,已經被稱為「督學」。到了清朝雍正年間,設立「提督學政」,簡稱「學政」、「學台」或者「督學」,職責與明朝相同。到了民國時代,正式設立「督學」一職,負責監督指導各地教育行政。新中國成立之後,一度把「督學」視為舊中國的殘餘而廢除掉。改革開放之後,在1988年重新設立「督學」職位,分為國家級和地方級,並組成國家教育督導團。根據2012年10月1日起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督導條例》規定,督學包括以下職責:
 
第十二條 教育督導機構實施教育督導,可以行使下列職權:
(一)查閱、複製財務賬目和與督導事項有關的其他檔、資料;
(二)要求被督導單位就督導事項有關問題作出說明;
(三)就督導事項有關問題開展調查;
(四)向有關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門提出對被督導單位或者其相關負責人給予獎懲的建議。
  
被督導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對教育督導機構依法實施的教育督導應當積極配合,不得拒絕和阻撓。
 
 
中國人權的發展  胡少偉
 
進入21世紀以來,國家的人權事業不斷發展。繼「人權」分別載入憲法、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及中國共產黨黨章之後,黨的十八大又將「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確立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之一。中國政府先後發佈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法(2009-2010年)》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嚴格控制並慎用死刑,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在被羈押人權利告知、獲得律師幫助和方便律師會見、非法證據排除、未成年人特別保護等方面都有進步,有關司法領域中的人權保障較為明顯。
 
國務院新聞辦於5月14日發表了《2012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這是自1991年以來發表的第十部中國人權白皮書;總字數超過兩萬的白皮書,以大量資料和事實,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人權保障以及人權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等6個方面介紹國家人權事業的新進展。此次發表的人權白皮書更將「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人權保障」單獨作為一部分進行闡述。在民主方面,內地有98%以上的村委會實行了直選和有95%的農村實現了村務公開;在人權教育方面,政府依託高校建立了3個國家級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並已有100多所高校開設人權教育課程。
 
 
科學發展的十年      胡少偉
 
「科學發展觀」於2003年提出,十年間內地經濟發展暢順;2003年至2011年,內地經濟年增速為10.7%,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的3.9%。在這10年,內地生產總值增長近4倍,2005年超過英國和法國,2008年超過德國,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內地的人均GDP也由2002年的1,135美元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均實際增長9.25%,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8.1%,成為歷史上增長最快的一個時期。
 
「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十年間,在西方的干預和策動下,國際形勢動盪,先後爆發了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中東北非劇變,多個國家改旗易幟,陷入持續的動盪,內地卻巋然不動,並創造了令全球驚嘆的「中國速度」。

 

民族復興與中國夢      胡少偉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中華民族曾處於領先地位。早在16世紀之前,中國的四大古代發明通過各種方式傳入西方,促進了西方科技的發展。16世紀之後「四書五經」等經典被翻譯成西方多種文字,更成為當時的文化潮流。但進入近代,國家因為被侵略而逐漸落後;從太平天國到洋務運動,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仁人志士前仆後繼為的是拯救民族。經歷了百多年反帝反殖和抗戰的歷程,中華民族終於在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得到民族獨立和國家自主。
 
建國六十多年,雖然曾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了發展的曲折;及後的改革開放,使內地人民逐步走上小康。去年,中國經濟逆勢增長,領導層交接順利,加上航母下海、神九飛天、奧運奪金……現在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較接近民族復興的目標;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推動社會更加自由、平等、公正、重法治並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已成為了內地民眾追求民族復興的新內涵。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後,亦提出了要實現「中國夢」,以凝聚和激發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團結,向實現中華民族復興而奮進。
 
 
 
2013年元旦,內地著名刊物《南方週末》一如既往刊出新年獻詞,隨後刊物編輯人員透過微博等網絡工具,聲稱獻詞內容受到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直接幹預,直接增刪文稿內容,因此提出抗議。接連數日,省委宣傳部和刊物編採人員各出聲明,各自澄清,後更發展至編採人員罷工。一月十日,編採人員復工,刊物照常出版,事件在官方處理方式未公開明朗化的情況下告一段落。
 
從歷史源流的角度來看,其實早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之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為改造黨報的通知》,為改造延安出版的各類報紙確立了大原則和總綱領,而《解放日報》成為必須改版的重點報紙。時值抗日戰爭,中共作為一個革命黨,著眼於革命的需要,提出「黨管報紙」乃至最後發展成「黨管新聞」,從幹革命這個階段性目標來說,這種做法也未嘗不可。但依循近年中共自己提出的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的思路,這種革命時期直接統管的方式,是否也應該改革成為與執政時期相適應的方式呢?
 
 
重視知識產權  胡少偉
 
中國於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始履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義務,這是標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準與國際接軌的里程碑。2004年8月,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組成立,加強保護知識產權的統籌協調工作。全國知識產權系統專利案件辦理量,從2010年的1,823件增至2011年的3,017件,2012年1至10月,案件量已達5,942件,同比增長高達146%;內地社會對知識產權的認知程度明顯提高,侵權盜版行為大幅度減少。
 
2012年3月5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了2011年世界專利申請情況,中興通訊以2,826件的數量超越日本松下,躍居全球企業國際專利申請第一位。2012年7月16日,國家知識産權局簽發了中國第100萬號發明專利證書;自1985年授權首件發明專利以來,中國僅用27年時間便實現發明專利授權總量達到100萬件的目標,成爲世界上實現這一目標耗時最短的國家。
 
隨著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專利日益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全國專利事業發展戰略(2011-2020年)》內明確提到2015年專利工作的發展目標是:國人發明專利年度授權量進入世界前兩名,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提高到3.3件,執業專利代理人達到1萬人;可見國家日益重視科技發展和保護知識產權。
 
 
 
擁有官方背景的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馬上引起諸多爭論,彷彿任何有官方背景的文學作品和作家,都先天地懷有不配獲獎的「原罪」,何況是紅色官方背景。這不禁讓人想起195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部有前蘇聯官方背景的文學巨著--《靜靜的頓河》。作者肖洛霍夫(Тихий Дон)同樣擁有蘇聯官方作家的背景,更重要的是,這部巨著在1941年獲得蘇聯「斯大林文學獎」。
 
別以為這是一部讚美蘇俄意識形態的小說,恰恰相反,它是一部描寫蘇俄「革命對象」和「階級敵人」為主的作品,在西歐的銷路甚至超過了同期作品《西線無戰事》。文學的價值,總有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面,即使它是脫胎於有嚴格政治意識形態限制的場所,也不必因政廢「言」。
 
另外,當鑒賞和評論當代中國文學文藝時,有一項因素切勿忽略--俄國文學的影響。在世界文壇佔有巨人地位的俄國文學,包括帝俄和蘇俄時代的小說和詩歌,對莫言這一代作家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下次在閱讀當代中國小說時,不妨也看看偉大的俄國文學,兩者是血脈相連呢!
 
 
 
把促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明確要求。改革開放以來,內地教育事業取得了不少成就,包括義務教育全面普及、高中入學機會增加、職業教育穩步發展、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助學體系基本形成、學生的合法權益得到維護等。但教育公平問題卻日益突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學校之間還存在明顯的差距。因此,十八大報告中重申要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要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遠、貧困和民族地區傾斜。
 
袁貴仁部長在座談中說明要扶持困難群體,提高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水準,積極推動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同時,他亦指出從今年開始,國務院將擴大中等職業教育免學費範圍到所有農村學生、城市涉農專業學生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以支持農村教育的發展和推動教育公平的實施。
 
 
異地高考  鄧飛
 
內地所面臨的教育公平問題,目前最大的莫過於「異地高考」。依照內地城鄉戶籍制度,學童必須在父母戶籍所屬的城市或者農村當地就學。由於不同城市之間,以及城市農村之間的教育資源分配差異,造成不同的戶籍享有不同的就學機會和教育資源。中小學基礎教育的學位,固然依照戶籍就近分配。就算大學高考,雖然是全國統一考試和招生,但事實上在不同城市之間,以及城鄉之間,能考上名牌大學的機會並不均等。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民工湧入城市打工,對所生的子女也自然期望能夠在打工的城市就近入學,既不必回到戶籍所在的老家讀書,同時也希望能通過大城市的教育和高考,提高子女進名牌大學的機會。因此,自2008年就有全國人大代表提出要解決非當地戶籍的外來工作人員子女就學問題,建議採取「異地高考」——打破戶籍制度的局限,容許就地入學和參加高考。
 
2012年8月31日,國務院要求各地在年底提出實施「異地高考」的具體方案。9月5日,國家提出「異地高考」必須滿足學生、家長和城市三個方面的條件,並決定在年底開始於湖南、山東、重慶進行試點。目前爭論的聲音也不少,城市居民擔心此舉導致大量外來人口湧入,變相成為「高考/教育移民」,令大城市教育和其他社會資源更形緊張。
 
 
 
「入園難」,指的是內地家長送孩子進幼兒園非常困難,學前教育資源不足和分佈不均之故。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教育規劃綱要》)頒佈前,學前教育一直未被真正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未能獲得體制內的合法身份與體制內的保障。長期以來,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投入極其有限,中央政府每年投向學前教育的經費僅佔GDP的0.004%。中央財政投入的缺乏與地方財政投入的不足,使得學前教育的發展舉步維艱,各地不僅公辦幼稚園數量少,而且存在著分佈不均、質量參差不齊的問題。
 
另外,我國公辦幼稚園教師數量嚴重不足。很多地區,80%的教師都沒有納入正規教師編制,導致幼稚園教師隊伍流動性極高。許多教師從事幼稚園教育純粹是為了生存,並非對幼兒教育工作有熱誠,在入職前後接受的相關培訓很少,專業能力不盡如人意。今年以來,從微博更是陸續揭露幾件震驚社會的幼兒園教師涉嫌虐待學童的事件。在華人這個非常重視教育的文化圈裡面,學前教育似乎一直都是一個受關注的盲點。從內地到香港,都面臨著學前教育需要增加和優化資源投入等急待解決的問題。
 
 
扶助農村貧民                        胡少偉
 
根據去年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最新進展》指出,農村貧困人口從2000年底的9,422萬人,減少至2010年底的2,688萬人,所佔農村人口比重亦從2000年的10.2%,下降至2010年的2.8%。而為進一步加快貧困地區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目標,國家於2010年頒布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期望透過實施這個綱領內的措施,使貧窮地區人口的收入穩步提高,並改善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及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保證全國農村居民的生活和溫飽等基本問題得以解決,為促進共同富裕和落實於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起著重要的作用。
 
根據去年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最新進展》指出,農村貧困人口從2000年底的9,422萬人,減少至2010年底的2,688萬人,所佔農村人口比重亦從2000年的10.2%,下降至2010年的2.8%。而為進一步加快貧困地區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目標,國家於2010年頒布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期望透過實施這個綱領內的措施,使貧窮地區人口的收入穩步提高,並改善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及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保證全國農村居民的生活和溫飽等基本問題得以解決,為促進共同富裕和落實於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起著重要的作用。
 
 
 
無線娛樂爆料節目出現簡體字,結果惹來許多投訴,說此舉不尊重香港和傳統文化等等。似乎不少香港人有一錯覺,以為漢子簡體化是源自內地四九年建國之後。莫說漢字由甲骨文到金文到隸書楷書等不同的字體,其實就是一個越趨簡化的過程。就算到了近代,清末學者錢玄同先生已經為清政府草擬漢字簡化的草案,不過未及推廣,清朝已經滅亡。1923年,胡適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一文中,倡議漢字簡化。這引起了蔣介石的關注。他找來教育部部長王世傑詢問漢字簡化的可行性,並指示逐步推行簡體字。1935年8月21日,中華民國教育部發佈命令,這是官方第一次大規模推行簡化漢字。但當時戴季陶等文化元老強烈反對。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漢字簡化工作被迫停止。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於1952年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並指示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先撰文研究。同時,教育部組織專家學者研究簡化漢字的方案,但引起部份學者激烈反對。1956年大陸推行簡化漢字運動,台灣當局開始將簡化漢字斥為「共黨陰謀」,漢字簡化方案被政治化地理解,遂被永久擱置。
 
 
 
釣魚島主權誰屬,或者說要證明任何領土領海的主權屬誰,並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明了。簡單來說,要從歷史和法理尋找依據。歷史上屬於哪一國家,這種依據最容易為大眾所理解。歷史上的「國家」與現代的「國家」不是同一概念。古代「國家」之間的邊界,並不像現代那麼界定清晰、分毫不差。所謂「唐立鐵柱,宋揮玉斧」,四川大渡河以西以南都不是中原王朝的領土了。何況茫茫大海,無從可立界碑,即便曾經宣示過某島是我國的,古代朝廷也不會當一回事。因此,歷史依據在現代國家爭端中幾乎是最弱最被忽視的依據。至於法理依據,就是指國家法尤其是海洋法的依據,這是重中之重!十二哩領海、二百海哩專屬經濟區、公海通航權、兩國在上述海域劃界重疊的解決機制等,這些國際法概念和原則,才是決定性的。更要注意的是,這些概念原則從二戰之後到現今,仍然在發展當中,並無絕對的定案!國際之間爭奪島嶼和海域的過程,除了如民間行動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學界、民間都參與到這個修訂完善海洋法概念原則的過程當中,讓國際規則變得更為有利於國家利益,而不是片面地追求「與國際接軌」!
 
 
 
國務院於2010年8月批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位於廣東省西部、蛇口半島西側、珠江口伶仃洋東岸,緊臨深港西部通道、深圳機場、香港機場和深圳西部客運港口集群,與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共同構成珠三角核心經濟圈。國務院要求前海「發揮深港比較優勢,在前海發展現代服務業,要把前海建設成為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範區、全國現代服務業的重要基地和具有強大輻射能力的生產性服務業中心」。按照規劃,前海重點發展創新金融、現代物流、總部經濟、科技及專業服務、通訊及媒體服務、商業服務等六大產業,於2020年生產總值將達1,500億元人民幣。前海規劃於2011年3月列入「十二五」規劃綱要,以「創新、市場化、與國際接軌」為指導思想,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努力打造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的示範區,其未來經濟輻射與產業連結功能強大,可覆蓋大珠三角經濟圈4.2萬平方公里5000萬人口。
 
 
 
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曾說「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中,他又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兩句肺腑之言,改變了內地人在文化大革命「吃大鑊飯」的平均思想,使國家的改革開放順利推行。鄧小平年青時曾到法國留學,回國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和解放戰爭中立下不少的軍功。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在中央領導層擔任要職,六七十年代先後因政治鬥爭而被拉下馬;文革後,鄧小平復出並推動撥亂反正,領導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但在八九北京風波的角色,使他備受批評。九十年代退休後,他藉南巡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增強了第三代領導層落實三步走的國家發展戰略,使內地生活於本世紀初步入小康水平。他所確立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使香港順利回歸;不少港人亦因此對他十分敬重。他更曾獲選為《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有國際輿論認為他不單改變了當代中國人的命運,亦改變了世界的格局。
 
 
 
陳光誠事件未熄,李旺陽疑案又起,官民衝突,越演越烈。官府處事,理當公正,這自不待言。然則偌大一個國家,維持社會穩定,也是合情合理。注意!這裡並不是主張為求穩定,不惜犧牲公正。當人們聽到駭人聽聞的事情時,總是容易激起道德義憤,但單憑這種道德義憤,並不意味著能夠把事情看得更為真切。近年地方政府處理官民衝突的手法日益粗暴化,這是人所共知的了。為何九十年代的中國容許「民告官」,並以此作為國家法制建設的標杆,但到了現在卻演變成激烈的官民衝突?隨著社會經濟的深入發展,不但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格局日益複雜,而且人民對自身權益的意識更越來越強。內地作家韓寒有一句很刻薄的話:「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智商和官員們不斷下降的道德之間的矛盾。」刻薄之處在於他借用了內地官方的「矛盾」思維來表述。但筆者寧可將其改為:「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權益意識和政治體制無法公正地加以調和之間的矛盾」。
 
 
 
近日,中國與菲律賓、越南、南韓等國家,在臨近海洋發生越來越激烈的爭端。海內外華人社會群情洶湧,強烈呼籲中國政府保衛領海和漁民,必要時應該採取強硬手段。但是,中國當局一直停留口頭抗議,主張和平解決。常言道: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有論者認為,中國當局之所以不採取強硬手段,一來顧忌這些鄰國背後的美國,因為美國是許多東亞國家的軍事同盟國,中美戰爭可不是開玩笑的。二來中國想盡量爭取發展經濟的和平環境,故此對外不欲多生事端。這種評論不能說錯,但這只是從宏觀角度的粗線條分析,有些歷史細節卻不為外人所知。界定包括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等海洋權益,需要兩方面的國家能力:海洋勘探測量技術和國際法知識。前者包括測定海洋的經緯度、島嶼環境和水文氣候等數據,涉及越來越複雜的海洋工程科技;後者既包括現有的海洋國際法規條約框架,更包括參與制定和修訂海洋國際法條約框架的談判技巧。自四九年建國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公佈了領海範圍的大致資料,但是早年國家在上述兩方面能力均嚴重欠缺,以致在與鄰國的海洋權益競爭之中,屢屢被對方贏得先機。儘管在改革開放後奮起直追,並在1974年和1988年用武力擊退越南,確定了對西沙群島的實質主權,但在東海和南沙群島等宣稱擁有主權的海域,卻仍有漫長的道路。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年初的《求是》發文,強調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軟實力」這個名詞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的,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等「硬實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識形態體現出來的「軟實力」。「軟實力」的特徵是非強制性,即通過吸引、感召、同化等獲得認同感和親近感。為考量各國軟實力,斯科爾科沃-安永新興市場研究所編寫了一個包括接納的移民人數、全球一流大學的數量、傳媒產品出口、入境遊等因素指標。美國在2010年軟實力的得分為87分,是全球最高得分;中國在這份軟實力榜上,以30.7分位居第8位,居新興國家之首。中國的軟實力提高得益於跨國公司的發展,旅遊業的蓬勃,以及大學擴張與排名的提升和在全球建立傳播中文的孔子學院。內地專家建議進一步提升中國「軟實力」方法,包括:文化產業集群化、提高中國文化的國際貢獻、發展良好的國際關係和掌握更多的國際話語權。
 
 
 
進城務工子女高考的問題,即異地高考受到內地社會的廣泛關注。在現時的高考制度中,因歷史和人口的原因,各省高考生的大入學分數線不一;當中北京和上海的分數線較低,近年因隨父母到異省居住和就學的高考生增多,按現行做法要求這些高考生回鄉應考,這產生了明顯的教育不公平。教育部為了正視這問題,在今年人大會議中,袁貴仁部長提出所有省市必須要制定隨遷子女就地高考的地方政策,明晰這些異地高考生在合乎居住地上學的年限和父母有在當地工作與繳納社保年期等條件後,有權與同戶籍人口一樣地在居住地參與高考。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唯有勇於破除高招錄取上某些省市的既得利益與特權現象,才能可促進高招領域的教育公平與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為了落實中國憲法內「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今年人大會議審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明確保護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各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國家正處於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和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修法後明確在刑事司法過程中能充分保障各當事人的人身權利和訴訟權利;這可切實提高公安司法機關的辦案品質,緩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公安司法機關、社會之間的對立情緒,從而減少重新犯罪,促進社會和諧。為了從制度上防止、遏制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此次刑訴法修改在原有「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後,增加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新的刑事訴訟法能處理好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係,既有利於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又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更有效地保護公民的合法訴訟權利。
 
 
 
2月27日,世界銀行在北京發佈《中國2030》報告,對中國過去的經濟改革作出總結和評價。但是,報告中提到關於中國應繼續深化改革國有企業一項,卻引起海內外很大爭論。發佈當日,自稱民間學者的杜建國在現場抗議,指責世銀藉口建議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為西方跨國企業廉價收購國有企業作輿論的準備。沒過多久,掌管國有企業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明確表示反對報告,更直斥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做法「有違憲的嫌疑」。根據中國憲法,中國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經濟主體,而國有企業正是公有制的具體形式。不少論者稱此為中國的左右之爭。所謂「左」,就是堅持國有企業地位和政府主導經濟的一派;所謂「右」,就是主張徹底市場化、私有化和減低政府對經濟的主導作用的一派。這種劃分不僅存在於民間、學術界,從國資委的反對聲音看來,似乎還普遍存在於官方內部。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左右之分,並不完全等同改革前那種泛意識形態化的政爭,而是蘊含著雙方對經濟民生作務實性的斷症。左,非常警惕西方跨國企業對民族經濟的侵蝕,同時對民營資本無限增長以致壟斷、甚至掌控社會的擔憂,繼而將國家經濟命脈和調節民生的希望寄託在國企乃至一個「超利益」的政府身上。至於右,則無甚特別,與一般自由市場主義者毫無區別,同時對國企的壟斷經營和政府的貪污腐敗極為不滿,非要將國企徹底私有化、將政府經濟主導力削弱而後快。孰是孰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恐怕用不上,因為彼此都在實踐,同時都在阻撓對方的實踐!
 
 
 
近期最震撼中國政壇的,莫過於薄熙來事件。但是,當評論薄的作為時,往往會混淆了他的公務與私德。公務,薄在重慶同時實施「唱紅打黑」和「重慶模式」,兩者雖然相關,但畢竟不是一回事;私德,薄到底是不是如網絡和海外媒體傳言那樣,縱容家人斂財腐化,甚至對王立軍等下屬待若爪牙,這是另一回事。當然,這裡所說的私德,也可能與反貪有關。但是,若果將薄的公務與私德混為一談,則因人廢事。薄在重慶推行「唱紅打黑」和「重慶模式」,唱紅,雖然令人聯想起文革,但畢竟無關宏旨;打黑,如上期所言,打黑應該讚許,只要別黑打就行。關鍵是「重慶模式」,這是一次試圖調節貧富懸殊、理順城鄉關係的重要嘗試。現在我們看到,重慶市民、農民對這種嘗試還是褒大於貶的。如果因為薄的政治生涯終結,而順手把這種嘗試不分青紅皂白地扔掉,等於西諺所言: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除了重慶過去幾年的嘗試外,其他省市不見得走出了一條能夠既發展經濟、又顧及民生的道路,那麼為何不能把主政之人和主政之策區別對待呢?縱然薄最終可能被發掘諸般污點,但這與他在重慶所行之政並無關係。評斷薄的私德,與評估「重慶模式」是否有可持續性,這完全是兩回事。何況,在政治運作完全封閉的情況下,誰知道誰的私德如何?
 
 
 
為了配合珠三角人力需求和促進港深兩地高等教育的互惠合作,香港中文大學與深圳市政府和深圳大學商議後,定於深圳市龍崗區大運中心西南側、龍翔大道北側,建約100公頃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園。據中大校長沈祖堯表示,該校園會於明年中大創校50周年時建成7千學生規模的第一期,並會優先取錄華南及西南省份清貧學生;第二期校園則計畫於2020年建成,總招生規模為1.1萬名學生。該分校將成為內地首個實現無線上網的校園,並沿用中大的書院制,向學生提供通識教育、宿舍、文康設施及輔導服務。根據中大及深大的合作協議,中大將負責教研工作和聘請教師,深大則負責與深圳市政府聯繫;該校將採雙語教學,成立初期開辦理科、工程和工商管理課程;所有課程由香港中大教務會負責審批和監管課程,可透過內地高考及自行收生取錄本科生。管治方面,中大深圳分校將由中大和深大各派8人組成理事會,理事長將由中大校長出任,擁有最終決策權,確保校園的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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