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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國情字典 (二)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不斷產生新詞彙、新用語,舊詞彙的內涵亦不斷變化。有見及此,《教聯報》新增「通識國情字典」欄目,專門解釋有關詞彙,協助同工掌握國情資訊,為教學提供參考。
 
胡少偉 鄧飛
 
每年兩會會議 打黑與黑打 中港矛盾:制度、文化與政策 內地大學免試招香港文憑試學生
言論自由還是網絡造謠? 烏坎事件與廣東模式? 烏坎村事件的經驗 世界遺產在中國
中國的留學生 湖州織里鎮抗稅事件 小悅悅事件 國際理解教育
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 溫州民企倒閉與金融問題 文化改革、文化體制改革 港深合作
中國道路 黨政分開 中國是新殖民主義? 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
中國義務教育的發展 民族問題 鐵道部和李娜 反腐倡廉的工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模式 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國培計劃
民族復興 私有制與國進民退 政治體制改革 維權
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改革開放 科教興國戰略
孔子學院 民生問題 十二五規劃  
 
 
 
「兩會」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每年3月兩會召開全體會議一次,意義在於將「兩會」代表從全國人民中得來的意見和要求進行收集及整理,反映給國家決策層了解。根據國家憲法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具有最高的地位,其主要職權除了修改和監督憲法的實施外,也負責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全國性的法律,並有選舉和決定國家主要人事職位的權力。而最受人民關注的是全國人大會議每年要審查和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與其執行的報告。至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職能,是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由參與的各民主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代表一起議論國家事務,其議題與全國人大會議相若,會期則一般比全國人大會議早一天。各省市縣政府也有相應的人大和政協組織,其召開時間亦比全國兩會時間要早一些。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雖然有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參與兩會會議,但本地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組成是按基本法規定而設立,故本港並沒有特區級的人大及政協機構。
 
 
 
漢字之妙,同樣兩字,一換語序,截然不同。打黑,是指打擊黑社會犯罪;黑打,是指用不公正的手段來打擊。重慶原公安局長王立軍疑闖美國領事館事件,一如荷李活電影劇集般撲朔迷離,而王與薄熙來之間的關係,對海內外政治觀察家來說,更是難得一見的「珍瓏棋局」。然而關心政治並不是為了滿足獵奇心,薄在重慶施政的其中重要一項就是打黑。據說在王立軍主理之下,不但社會治安改善,而且將公安司法系統內的貪官一網打盡。原司法局長文強被指控包庇黑社會而被捕,最後判處死刑。但法律界人士對打黑過程中的取證手法,辦案程序卻不無質疑。另一個更大爭議的案件就是李莊案。李莊本來是為疑犯龔剛模辯護,然而辯護未成,自己反倒落了個偽造證據的刑事指控,最後庭審入獄。王立軍的打黑熱情,固然深受市民歡迎。但是用黑打的方式打黑和法辦律師的做法,引起內地法律界、網絡、乃至整個社會的大爭論。內地的爭論反映一個很重要但未必為外人所留意的趨勢:爭論各方已經上升到到底是否接受西方法治觀念的層次。依照西方法治觀念,正當程序(due process)的重要性不亞於實質(due substance)。質疑黑打手法的一方基本認同西方程序公義,反駁的另一方則從根本上拒絕這種觀念。打黑是正義的,但黑打就形同酷吏。司馬遷曰:(為官者)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中港兩地之間近年的確因制度差異、文化差異和特區政策偏差而頻生衝突。然而,這三大因素不見得同樣重要。兩地的制度差異一直存在,甚至可以推溯到香港開埠。如果兩地制度差異真的會導致兩地民眾衝突的話,大躍進時代數十萬人湧港也沒有爆發,沒理由「蝗蟲與狗」的相互咒罵卻發生在今天。同樣,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優越制度,也不必然帶來較高的社會公德水平。幾年前的亂拋垃圾提高罰款,針對的可不是內地遊客。滿嘴暴力語言的巴士阿叔,也是地道的香港人。至於所謂文化差異,正如內地使用「港台」來統稱香港台灣而無視兩地之間的巨大差異一樣,香港也會籠統地將內地視為一個整體。然而,中國內地從南到北,從城市到農村,彼此之間的差異不但不遜於中港兩地,有論者甚至認為與歐洲各國之間的差異可堪媲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落差,固然帶來地域之間的差異乃至衝突,但政府的政策是否能紓緩差異和消弭衝突,卻是關鍵中的關鍵。香港政府為求刺激經濟,急不及待地實施自由行、醫療產業化,與內地大城市為面子工程和「集中力量辦大事」,不惜驅趕外地人出城、阻止外地人租房購房等做法相比,行雖不同,果卻相近。
 
 
 
2012年香港的末代高考和首屆文憑試考生同時畢業,預計考獲大學最低要求但未能躋身官辦大學的學生,由2011年7,000多人增至1.5萬人;但本港自資院校學位學額卻只增4403個,追不上學生人數。為體現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心和支持,李克強副總理於2011年8月訪港期間宣佈於2012年起試行對香港學生豁免內地普通高等學校聯招考試,內地部分高校可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2011年12月,國家教育部公布批准來自11個省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及廣東等地,共63所大學來港免試招港生,當中包括清華、北大等國家重點大學,亦有鄰近香港的深圳大學、北師大珠海分校等院校,共提供3,000學額給首屆文憑試考生報名。此措施有助減輕這批香港考生的升學壓力。
 
 
  近年,在中國最大的網絡傳播群組之一──新浪微博,網民之間展開激烈的造謠和辟謠論爭。去年7月,美國《外交政策》發表題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的文章,深度關注這種具「中國特色的」網絡言論傳播行為。中國的微博,到底真的是一處言論限制下的洩洪區,還是謠言謊言的大染缸?言論自由固然是應該支持,但是否支持到有造謠自由的程度?內地言論限制的確尚未完全解除,但這是否能成為有造謠自由的理據?有評論言,官方也有造謠,何以微博上的辟謠者只辟民間謠言,卻不辟官方謠言?也有評論者堅持相信,所謂的民間造謠者,並非純粹民間,而是或多或少受「境外勢力」所支配的文字打手。更煞有介事地梳理「造謠者」的觀點手法如何與境外媒體和勢力遙相呼應。由於傳統媒體沒有徹底開放,國民在真實世界得不到表達的觀點分歧,唯有借助虛擬世界予以釋放,並盡情激辯。這數以億計的網上觀點洪流,不止激發出「謠言不是事實,但遠比事實更真;它經不起推敲,但總比真理令人信服」這種荒誕吊詭的哲學思辨,更是國民性格、國民集體潛意識的大暴露。當然,面對這「川壅近潰」的網上言論,也不必動輒發出柏楊式國民質素低落的慨嘆。美國新任白宮信息事務主管、哈佛法律教授Cass Sunstein同樣憂慮美國網絡謠言滿天飛,並奮筆疾書寫下新著《On Rumors》,不妨一讀。
 
 
 
純粹從事件的情節來看,發生在去年的汕尾市烏坎鎮官民衝突,與其他「集體性衝突」相比,沒有什麼值得留意的區別。不外乎鄉村當局處理集體公有財產程序不當,可能貪污等,引起村民和當局的正面衝突。然後就是有村民被捕和不明原因地死亡,當局處理手法由談判變成防暴。
然而,結局卻頗令關注中國政局的人士意外:省委公開承認村民訴求的合理性,一部份被拘留的村民被釋放。更為令人驚訝的是,當局不但解散了被村民質疑的原村黨支部,曾經被村民選為代表的林祖鑾,被當局承認並經黨員大會選舉成為新的黨支部書記。換言之,村民抗爭行動的組織者獲得了合法地位。同樣,村民也適時將行動降溫,並一再聲明這不是政治性活動。當局這種柔性處理值得讚許。然而,內地部份傳媒又一下子將之上升為「廣東模式」──廣東不僅經濟發展領先,維穩和諧也領先,更與開啟整個改革的30年前安徽小崗村相提並論,又未免言之過早。如此柔性手法,到底真能成為可持續的制度化方式,抑或僅僅是顧忌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而「便宜處置」,即避責,又邀功?筆者當然無從可知。唯有借歐陽修之言:「堯舜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2011年9月及11月,汕尾市烏坎村民因土地、財務、村委換屆選舉等問題對村官不滿,遂到汕尾陸豐市政府上訪;期間發生了打砸警員、警車事件,並有一村民在拘留期間死亡。隨著事態發展引起各方關注,中紀委委員、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於12月20日帶省工作組進駐汕尾陸豐,調查烏坎村事件的詳情,並於12月30日在村內召開通報會,向村民匯報初步調查報告,證實村幹部曾在土地轉讓中受賄,部分財務人員侵吞公款,亦宣佈已對涉嫌違紀的村委出納作出雙規。在12年1月初廣東省委全會上,汪洋書記表示省內各級幹部不能迴避這些群體事件,並要通過解決基層組織存在的突出問題,凝聚各方力量、促進社會和諧。而朱明國則表示將會於今年對全省村鎮進行排查,找出失信於民的問題村,並指出鄉鎮負責人的任期不應過短。
 
 
 
自長城等6處的中國遺產於1987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後,至2011年6月,中國已有41處文化和自然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當中有29項是較著名的文化遺產,包括故宮、兵馬俑、敦煌莫高窟、周口店猿人遺址、曲阜孔廟、澳門歷史城區、開平碉樓和杭州西湖等。而8項自然遺產包括了有四川大熊貓棲息地、雲南三江並流和中國丹霞山等;至於4項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則以安徽的黃山最為聞名。
 
相對於有形遺產,聯合國教科文執委會於1999年決定設立「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計劃,鼓勵成員國給這些「活著的人類財富」予以確認,並鼓勵各國把相關文化和技巧傳給下一代。截至2010年11月,中國已有28個項目收錄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包括:篆刻、雕版印刷技藝、漢字書法、剪紙、粵劇、藏戲、京劇、端午節和媽祖信仰等;而羌年、黎族紡染織繡技藝和木拱橋傳統營造技藝等3個,則入選「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內。
 
 
 
中國境外留學生每年俱增,據教育部門統計從1978年到2009年底,全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到162萬人,年均增長25.8%;大量的出國留學生,使中國社會產生了海歸和海待等兩類不同的回流學生。由1996年到2010年,公派留學人員數量累計達91560人,按期回國率平均為98.23%;而自費的留學生則超過150萬。教育部公佈於2009年度全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22.93萬人,比上一年增長了27.5%;至於今年自費留學總量,有留學機構預測全國增長30%,達到創紀錄的27萬人,使中國繼續保持留學生輸出全球第一的地位。在英語考試方面,2009年全國托福的考生直逼20萬,雅思考試的考生則達30萬,這兩個數字顯示了內地生的留學熱情;當中有學生認為外地大學有更高的質素而留學,也有一批學生則不想面對高考而選擇留學的;留學生日增已成為中國教育不可迴避的一個新課題。
 
 
 
2011年10月26日,在浙江省湖州市織里鎮,爆發大規模的社會衝突事件。事件的成因,據稱是當地政府連番對鎮內生產童裝的中小企加稅所致。當地近年逐步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童裝生產中心,存在大量生產童裝的中小企。內地在政府公共財政不透明,稅收政策制定過程不民主的前提下,加稅的幅度無論是大是小,都很容易引起廣泛的爭議,甚至惡感。西方「議會中無代表,則不交稅」的政治觀念,在內地雖然並不算廣為人知,但政府要在自己賺的錢中抽稅,抽多抽少,人們自會有天然的著緊和關注。無論當地政府事後怎麼解釋加稅的理由,卻也無法彌補加稅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不足、代表性不夠。無論政策內容本身有多麼高的合理性,也往往抵銷不了決策過程的正當性不足。事件中涉及的外地人和織里人之間的矛盾,與其說是鄉籍衝突問題,不如說反映了目前地方政府體制的尷尬──名為地方政府,卻因代表性不足而未必能得到當地人的認受,更難以有效處理跨地流動人口與當地人的關係。殷鑒不遠,有多少國家的民主改良甚至革命是發端於徵稅和抗稅的?
 
 
 
2011年10月22日,佛山一名叫小悅悅的兩歲女童被車撞倒後,18名路過的途人沒有出手救助。最後等到一名拾荒的老人家將她抱到路邊呼救,送到醫院後搶救無效,終於離世。此事引起社會乃至國外廣泛的關注,輿論普遍慨嘆中國現今社會道德冷漠。然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冷漠。有論著深刻地指出,與其說經濟改革使得社會「向錢看」而令人變得道德冷漠、見死不救,不如說近年屢見不鮮的索償案件導致了人們怕因救助而惹禍上身。2006年南京的「彭宇案」就被視為典型事件。據說彭宇先生好心救助一位跌倒的老婦人去醫院,結果被婦人及其家人告上法院,指控是彭宇導致婦人跌倒,因此要民事索償巨款。當地法院判婦人勝訴,彭宇必須賠償。案件到底孰是孰非,現已無從稽考。但經過媒體的廣泛傳播,好心沒好報,好心反遭誣的訊息已經流傳社會。所以說,與其歸咎國民素質低落,不如應了《論語》中的那句老話:「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社會道德不彰,往往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
 
 
 
在全球一體化的人類生存環境中,世界各國的聯繫不斷加強,但因種族、宗教、語言和文化等差異,卻引起了不同人民的偏見和衝突,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直致力於促進國際理解教育。在1974年發表的《為國際理解、合作與和平的教育及與人權和基本自由相聯繫的教育之建議》,對「國際理解教育」作了闡述,其要點包括使各地青年學生了解和尊重其他國家的文化,學習外國語和養成同情與博愛的態度,並能以理解和合作精神去處理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近年在內地大城市,不少學校逐漸加強國際理解教育;而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亦明確要加強國際理解教育,推動跨文化交流,增進學生對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認識和理解。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在1911年結集海內外華人力量,成功地領導武昌起義,推翻滿清皇朝,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帝制,成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當年10月10日首義槍聲響起後,諸省響應,為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締造了一個轉機。雖然辛亥革命沒有根本地改變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但卻帶來了思想的解放,為其後的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提供了合適土壤,推開了當代中國進步的閘門。胡錦濤國家主席在人民大會堂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大會上,回顧了100年來中國人民百折不撓、頑強拼搏的奮鬥歷程,深刻闡述了新形勢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並提出進一步發展兩岸關係和促進國家完全統一的希望。
 
 
 
近月溫州屢屢傳出有大型民企老闆潛逃,甚至自殺。箇中情節似乎並不複雜,民企難以向國有銀行貸款,為了維持企業營運,以及獲得炒樓炒股等短期投機的資金,不得不改為向民間借高利貸。據說民間借貸手續簡單,不用抵押品,因此大受民企歡迎。當全球貿易經濟和國內樓市都暢旺時,民企還貸不成為題。當全球深陷金融經濟海嘯,國內又出台房地產限購令時,借貸資金的回籠馬上就成了問題,近日似乎更蔓延至江蘇、湖北等地。這種中國特色的經濟危機,至少折射出三個問題:一是金融監管的潛在漏洞,國家金融監管當局的收緊銀根措施,只能到達國有銀行,而不能觸及民間錢莊的信貸。歐美國家金融海嘯,其中一個成因就是越來越多這種游離在監管之外的影子銀行。二是金融腐敗,民間借貸的資金,據說就是來自國有銀行。不少當地的公務人員及其裙帶關係,利用各種便利從國有銀行以低利率取得資金,然後轉手以高利率貸予民企,從而賺取息差。這當中是否存在公務人員的腐敗?三是民企老闆潛逃和企業倒閉之後,帶來一系列民工失業、經濟下滑和銀行虧損等可能危及社會穩定的問題。
 
 
 
兩字之差,謬之千里。剛結束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以「改革文化體制,促進文化繁榮」為主題。如何振興中華民族文化,其背景甚至可以推溯到晚清西風漸來。早年面對西方堅船利炮、科學技術等硬實力,固然使國人深陷中西文化強弱懸殊的焦慮。近年改革開放,西方文化上至人權法治自由民主等價值理念,下至衣食住行娛樂消閑等日常觀念,以「軟實力」的方式,幾乎無孔不入地滲進國人生活的每一處細節。中西文化,皆有長短。面對西方文化,雖然可以套上一句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存其精華、去其糟粕,但現實往往是精華曲高而和寡,糟粕膚淺而風行。怎麼辦?像新文化運動那般徹底否定傳統,已經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反省其矯枉過正。像文化大革命那樣混雜政治鬥爭的破壞活動,更加令人心有餘悸。這次中央的文化政策討論,嘗試從改革文化體制著手,而非直接針對文化內涵本身。官方主導的文化事業單位,與市場主導的文化產業企業,兩廂結合,希望提供一個能夠涵養復興民族文化的良好制度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港深兩地一直攜手發展。上世紀80年代港資到深圳設廠,促成了深圳成為「三來一補」企業的聚集地,也有利香港的經濟轉型;時至今日,港資在深圳境外企業的比例仍過半。兩地研究機構自2006年起每年輪流舉行非官方的「港深合作論壇」;而隨著CEPA政策的實施,阻礙兩地經濟要素流動的屏障逐漸冰釋,港人在深圳消費購物可以刷卡,港幣票據由過去的國際結算變成同城結算。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國務院同意《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兩地可在前海探索人民幣國際化的細節。要進一步加強深港合作,香港需借助深圳成熟的建造業和創新科技優勢,支撐服務業的持續發展;深圳則應借鑒香港的先進管理經驗,完善規章制度,推動港深社會共融。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彰顯了國人愛國捨命的民族傳統。毛澤東提出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建國策略,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鄧小平設計的改革開放國策,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促使了國人在世紀初踏入小康生活。中國的發展並沒有模仿和重複其他國家的道路,科學發展觀確立了中國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中,為全國人民的利益作出中長期規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特點就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在全球一體化的環境下,中國有力抵抗金融海嘯,亦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社會政策試驗場;本著共同富裕的原則,各省市敢於大膽創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獲得舉世公認的成績,是由於它立足國情去解決人民群眾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並以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大同世界為終極目標。
 
 
 
溫家寶總理在9月14在大連召開的達沃斯論壇上,兩度提及政改,尤其是重提多年前提及的黨政分開:「這就需要改變以黨代政,把權力絕對化和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為此,必須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在一個一黨執政的國家內,要完全理順黨和政府的關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黨只管大事,其餘由政府管」,這是一個試圖對黨政分開定出大原則的表述。問題是,什麼算「大事」,什麼又不算「大事」﹖誰有權決定?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黨政關係並非涇渭分明,而是絕大部份相互重疊的黨國體制――幾乎所有政府部門、軍隊、企業、事業單位等各級決策職位,都是由黨員擔任。即便是黨組織不用一紙紅頭文件統一不同工作性質的各部門舉措,黨員普遍存在於各級領導部門,已經是一個事實上的(de facto)的以黨代政。如何理順彼此關係,是決定能否真正創造出中國特色道路的關鍵!
 
 
 
在9月16日倫敦金融時報網,印著一個醒目的標題「中國不是新殖民主義」。此中涉及的爭議,就是如何評價近年中國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所採取的完全有別於西方的政策。有別之處在於,西方對發展中國家是採取所謂「良治換援助」(Good Governance for Aids)。也就是說,要得到更多的援助,必須先依照西方滿意的方式改造政治體制,引入民主,打擊貪污等。而中國,秉承不干預別國內政等和平相處五項原則,一方面加大彼此經貿往來和收購自然資源,另一方面亦大力興建道路、學校、醫院等基建援助設施,也似乎真的不大理會別國政治。如此做法,自然干擾了西方的既定原則,故此痛斥中國是「新殖民主義」-- 只貪圖經濟利益和資源,完全無視當地人權公義等。切莫說現時發展中國家的混亂失序,或多或少是源自西方的「舊殖民主義」。就算現時西方國家以戰爭手段對付擁有豐富資源的伊拉克、利比亞,又應當稱之為什麼殖民主義呢?
 
 
 
兒童是人類的未來,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繼2001年頒佈了《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01-2010年)》後,國務院於2011年8月發表《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在綱要中指出嬰兒和5歲以下兒童死亡從2000年的32.2%、39.7%下降到2010年的13.1%、16.4%,可見全國的兒童健康持續改善。在新綱要中,國家提出「縮小兒童發展的城鄉區域差距」為指導原則之一,具體指標包括:18歲以下兒童傷害死亡率以2010年為基數下降1/6;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達到90%;培養兒童閱讀習慣,90%以上的兒童每年至少閱讀一本圖書;90%以上的城鄉社區建設1所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遊戲、娛樂、教育、衛生、社會心理支援和轉介等服務的兒童之家;90%的城市社區和80%的行政村建立家長學校或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點。可見,國家是重視兒童發展和樂於作出相關的承擔。
 
 
 
在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有步驟地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到2000年,國家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程度在九個發展中人口大國中位居前列。2003年,國務院專門召開了全國農村教育工作會議,就農村義務教育作出全面的戰略部署。2005年底,「兩免一補」(即免雜費、免書本費、補助寄宿生生活費)政策首先在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則於2006年修訂了《義務教育法》,明確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於2009年,國家免除了約1.3億名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的學雜費和教科書費,並對中西部地區約1100萬名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補助了生活費。2010年底公佈的《教育部關於修改和廢止部分規章的決定》,取消了《小學管理規程》中向非本地戶籍學生收取借讀費的規定,從此流動入城的農村孩子可享受義務教育了。
 
 
 
少數民族問題,既是當前難題,也是歷史負債。有時評論將中國的民族衝突全然歸咎於當局政策,甚至當局一黨執政的體制。一如當局將民族問題簡化為發展不平衡一樣,兩種解釋似乎都忽略了民族問題的歷史淵源。早在進入現代國家體制之前,中央的管治就已經或強或弱地存在於蒙、藏、疆等少數民族地區。漢族移民與當地民族、中央政府與當地政權的磨合,在四九年之前已經存在。四九年建國後的民族政策和七九年後的改革開放,雖然一度加強了民族之間的融合和消弭了彼此的社會經濟隔閡,然而仍有不可徹底調和的一面:無論用什麼政治、經濟、民族政策來試圖改變他們的想法,也無論他們在中國的社經地位如何改善,總會有一些少數民族人士拒絕接受「中國人」這個身分認同。不容許任何民族獨立或者分離勢力存在,強硬管治難免招人話柄。容許其存在,則任何中國的當政者都背負不起導致中國瓦解的歷史罪名。這個歷史死結,不是改變當前政治體制就可以解決得了的。
 
 
 
鐵道部和李娜,兩者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然而,鐵道部動車事故和李娜得獎,卻折射出一個長久困擾的問題:中國的改革到底應該走向私營化/民營化,還是應繼續保持國有部門的主導性,甚至是所謂的舉國體制?自進入2000年以來,國有企業在強力整治下,似乎擺脫了90年代「三角債」的困境,更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推而廣之,「集中力量辦大事」成為政府強勢主導發展的合理化理由和口號。計劃經濟,化作了舉國體制下的市場經濟。
 
李娜在沒有國家體育部門的扶持下,自負盈虧地取得世界級獎項,被許多評論者視為對舉國體制的諷刺。而動車事故,更是為評論者徹底否定計劃/國有體制提供了似乎難以辯駁的例證。這又是一個中國改革的兩難困境:沒有國家的主導,單憑社會民間自然而然地發展累積,發展速度會放緩,就業壓力、產能過剩等問題叢生。繼續國家強力主導,不僅壓縮了民間發展的空間,而且國有壟斷、貪污腐敗等問題就難以解決。要真正走出國有vs.民營二分法而「有特色」的道路,並非想象中那麼容易。
 
 
 
反腐倡廉的成效影響了國家發展的全局,關係全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對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有關鍵的作用。國家預防腐敗局於2007年成立,屬於國務院直屬機構,其主要職責是負責全國預防腐敗工作的組織協調、綜合規劃、政策制定、檢查指導。自1993年以來,中共每年會向全黨全國部署反腐倡廉工作,國家並已於2005年加入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提高領導幹部廉潔從政意識,國家近年先後頒布了《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在2010年,全國反腐立案13.96萬件,其中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有5373人;在2003年至2010年間,內地公眾對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成效的滿意度,從51.9%提高到70.6%,雖然已有一定的進展,但也要有進一步提高的需要。
 
 
 
九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何以能從小到大?何以能走在時代前列,有信心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創造億萬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學習!堅持學習讓中國共產黨保持生機與活力,並能團結和帶領全國人民成功地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開放和發展的理論體系,包括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戰略思想;這套理論植根於中國土壤並與中華民族語言相融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和與時俱進,在不斷探索與回答實踐中的問題而得到發展;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承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馬克思主義觀點,並且堅持要走群眾路線,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
 
 
 
中國模式,據說是源自1991年羅馬尼亞人對中國經濟成就的讚譽。現在是西方世界普遍用來形容中國走出了一種有別於西方的發展方式。為了對照美國人提出的「華盛頓共識」,中國模式有時也被稱作「北京共識」。如果說西方世界自我認定的發展模式,說到底就是「政治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繁榮」的話,那麼西方所概括的中國模式,就是「政治一黨制+市場經濟=繁榮」。儘管中國政府一再婉拒接受這種說法,但隨著近年西方不再繁榮、債台高築,中國的繁榮顯得更為耀目,中國模式變得似乎更有說服力。當人們將一種發展方式命名為「模式」時,往往隱含了這種模式是可持續的、可模仿的之類含義。畢竟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才進行了三十年,要斷定這種發展方式是可持續的,未免為時過早。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許多人士,也不認為中國的發展方式是其他國家容易模仿的──建立一黨執政不難,建立像中共那樣強而有力的執政方式就很難。如果說中國方面因擔心滋長自滿情緒而拒絕使用「中國模式」(寧願用「中國發展道路」﹗)的話,那麼西方世界的鼓吹則更多的反映了它們對中國繁榮的焦慮和警惕。
 
 
 
這是中國政府處理外交爭端的一項重要原則。眾人皆知這是出自鄧小平在1990年的言論,甚至知道「韜光養晦」是典出《老子》,但這句話到底所指為何,卻眾說紛紜。從追溯鄧說話時的時代背景和上下文脈,到熊光楷將軍引用《聖經》典故“light a candle under a bushel”來解釋,到領導人「永不稱霸」的再三聲明,再到民間的各方詮釋,這種《紅樓夢》索隱點評式的解讀,似乎無助於理解中國政府的實際外交行為。
 
一方面,中國海軍在鄰近的釣魚島、南海諸島附近沒有多少令人振奮的作為,但另一方面,中國海軍卻在遠方的印度洋護航反盜,在更遠的地中海撤回僑民。在處理與鄰國的領土、民族和經貿爭端時,中國政府採取被認為是相當克制的政策,但同時卻在遠方的非洲、南美等地投放大量的政策資源,大力推動中國企業在當地投巨資、採鐵礦、探油氣、伐木材、購糧食、銷產品,乃至鋪鐵路、修港口、建學校、辦醫院等基建。如果用「近處韜光養晦、遠處有所作為」,恐不為過。何以如此?近處則軍力未足必勝,遠處則經濟發展必需。捨難取易方利厚植國力。
 
 
 
國運興衰,繫於教育,教育大計,教師為本。為進一步加強教師在職培訓,全面提高中小學教師隊伍素質,教育部、財政部決定從2010年起實施「中小學教師國家級培訓計劃」,簡稱「國培計劃」;這個計劃包括「中小學教師示範性培訓項目」和「中西部農村骨幹教師培訓項目」兩項內容,中央財政投5.5億元支持實施這個計劃。而在2011年的「關於大力加強中小學教師培訓工作的意見」文件中,教育部表明今後五年,國家會對全國1000多萬教師進行每人不少於360學時的全員培訓;支持100萬名骨幹教師進行國家級培訓;選派1萬名優秀骨幹教師海外研修培訓;組織200萬名教師進行學歷提升。可見,國家對提升中小學教師素質和專業水平的重視。
 
 
 
在2008年12月舉行的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在全面總結改革開放歷程中,明確指出要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並提出要從近一個世紀以來中華民族為實現偉大復興的高度去認識國家歷史和發展歷程。這使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目標之一。漢唐盛世,受人稱頌;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指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促進了歐洲的文藝後興。明朝鄭和七下西洋,亦比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還早;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有不少歐洲學者熟知當時的儒家文化,這些皆證明了古代中國的興盛。在全球化的今天,要讓中國青少年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優點,繼承先烈愛國精神,這才可與他國青年各美其美和推動中華民族的復興。
 
 
 
人大委員長的「五不搞」之中,不搞私有制一項,頗為令人費思量。不搞私有制,實際上目前民營經濟成分不亞於國有經濟。農村土地改革,也讓農民事實上獲得了更多獨享的土地收益。2007年頒佈的《物權法》,更是標誌著私有產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明確法律條文的保障。何以突有此論?近兩三年以來,據說國內出現了「國進民退」現象──國有企業越發壟斷經營,民營企業無從競爭,甚至被趕出某些行業,由此引發了社會廣泛的討論。支持民營企業的意見認為,經濟學理論和世界經濟史已經證明了民營效益優於國有,國進民退不但有違於此,而且等於走改革的回頭路。支持保留國有企業的意見則認為,不但在敏感行業應該保留國有經營,從而保護本國經濟安全,而且也需要用國家的力量,打造足以應付國際競爭的大企業。然而,除了產權與效益之間關係的爭論外,這裡還涉及整個政權性質的問題:倘若將國有企業徹底私有化,整個經濟社會不再存在任何公有制成分,那麼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目標,又從何體現呢?
 
 
 
一提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少讀者馬上就聯想到,是否將中國現存的一黨執政體制,改革為西方式的多黨輪流執政、議會選舉等政治體制。但根據中國當局的表述,自1981年以來,中國一直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包括如何進行黨政分開、中央權力下放、國務院部門改革等。西方媒體認為,這些改革措施只能屬於行政改革,並不能被稱做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容許更換執政黨派,並擴大選舉範圍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西式多黨輪替制,有點像消費者理論:有更多的選擇總是好的,姑勿論選擇之間有否實質區別。目前中式制度,雖然無從他選,但是在擔心失去政權、國家動蕩的永恆憂慮中,執政當局不停地在改革自身內部,否則也不會有30年的進步改善。有選擇而未必有區別,無選擇而事實在改善,孰優孰劣,又豈止是價值取捨。
 
 
 
與大眾印象相反,「維權」在內地並不是一個政治避諱的辭彙。維權,是維護合法權益的簡稱。早在19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政策之時,法制建設就成為改革的一個重要項目。伴隨著法制的健全化、完善化,公民對自己各種合法權益的自我意識也越來越敏銳,懂得借助法律來保障自己合法權益的法律意識也越來越強烈。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經常出現的控告廣告商、出版商侵犯個人肖像權,到九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民告官」--公民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法規,循法院訴訟質疑政府部門有否因非法行政而導致個人合法權益受損,再到2007年依據<物權法>保障自己的私有產權。內地存在大量的「維權網」網站,為公民提供各種維護合法權益的訊息和法律咨詢服務。
 
 
 
2011年初,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体體已經形成。這裡的「法律體系」,有別於香港的法律制度。香港施行英式普通法,雖然有將近1200部法律條例,但司法訴訟仍以判例為主導。內地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雖然建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但從淵源來講屬於歐陸法律體系(又稱「民法體系」、「羅馬法系」)。這種法律體系,法例條文的重要性遠遠大於判例。同時,以憲法為核心,刑法、民商法、經濟法、社會法、程序法、行政法不同類別的法例,再加上地方法規,彼此構成一個體系完整、邏輯嚴謹的有機整體。一句話,從此事事皆「有法可依」。雖然內地執法水平仍有待改善,但公開宣示了法律體系之完整,等於增加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政治成本,可見當局還是有改善的決心。
 
 
 
為了更好地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培育國家發展需要的人才,教育部近年開展全社會的諮詢,討論制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今年初訂稿的綱要內重申「中國未來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靠人才,基礎在教育」,再認定教育發展對國家未來的關鍵性。而為了實現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綱要內規劃全國於2020年高等教育在校生達330萬人,使屆時的毛入學率由2009年的24.2%提高至40.0%;至於國家教育將會有最多增長的部份是繼續教育,學額由2009年的1億6600萬人次提高至2020年的3億5000萬人次,增幅超過1倍。
 
 
 
改革開放是上世紀70年代末在內地開始實行的國策,要點包括了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改革開放轉變了內地人民的原有思想,引入了市場經濟的概念,並鼓勵借鑒全球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經營和管理方法,也引進了各地資金、資源、技術和人才,促進了內地社會和公私營經濟的發展。30多年的改革開放,解決了內地人民的溫飽,使國家於21世紀踏入小康社會,成為全球最多外匯儲備的國家,經濟總量也僅排在美國之後。雖然有評論讚賞內地以30年完成了西方過去百年的工業化進程,但若算人均產值,內地社會仍只在世界中等之列,故今後還需繼續改革開放,才可令國家可持續地發展。
 
 
 
科教興國戰略是中國政府根據鄧小平觀點而制定的。在1977年8月的《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中,鄧小平提出「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1995年5月全國科技大會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教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正式提出實施科教興國發展戰略;其核心內容是堅持教育為本,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並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今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亦說明了國家要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並提出要堅持優先發展教育,為人們提供更加多樣、更加公平、更高質量的教育。
 
 
 
隨著國家經濟發展和國際交往廣泛,各地人民對漢語學習的需求急劇增長;日前,全球已有超過四千萬人學習漢語。從2004年開始,教育部在借鑒英、法、德等國推廣民族語言的經驗,探索在海外設立以教授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的非營利機構,定名為「孔子學院」。在各國人民的熱情支持下,孔子學院快速發展,截至2009年底,已在8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282所孔子學院。孔子學院宗旨是增進世界人民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瞭解,發展中國與外國的友好關係,促進世界多元文化發展,為構建和諧世界貢獻力量;其職能包括了:開展漢語教學,培訓漢語教師,開展漢語考試和漢語教師資格認證業務,提供中國教育、文化、經濟和社會資訊及開展當代中國研究。
 
 
 
通脹、就業、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是中國最受關注的民生議題,後三項更被喻為「新三座大山」。驟眼看,這似乎無異於他國。其他國家民生問題,多是源自經濟週期性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影響,而中國民生則更多是源自制度改革所帶來的衝擊。在計劃經濟制度下,這些民生項目至少在城市獲得相當程度的國家保障:就業有分配、社保有單位、醫療有公費、住房有福利、教育有免費,通脹更是陌生的。這種國家包攬一切的體制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已是人所共知。從計劃到市場化的改革,使這些項目因解除國家的束縛而得到長足發展和彈性,但卻無助於舒緩市場經濟所必然帶來的貧富落差。如何在市場體制下建立一套可持續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遠比短期的政府資金投入來得重要。
 
 
 
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正如香港特首每年會提出《施政報告》,美國總統每年會提出《國情咨文》那樣,中國內地官方也會提出國家發展的規劃性文件。自1953年以來,中國一般按照五年為期提出發展規劃,所以簡稱「五年計劃」。雖然每個五年計劃都會涉及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但是總會有些突出的重點項目。十二五規劃的重點項目之一是如何轉變國家的發展方式--從以追求GDP增長為標誌的「強國」,轉變為謀求全民富裕的「富民」,規劃年期是2011-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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