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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愛國者機會 讓愛國觀普及

中學校長鄧飛

 

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議高票通過之後,香港社會石破天驚,一方面反對派固然陷入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低潮,另一方面愛國者陣營受到了極大的鼓舞,愛國愛港本來應該是香港特區最大的核心價值,卻因為反對陣營長期把控輿情,扭轉黑白,反而變成被邊緣化。

 

今天,隨着全國最高權力機關通過相關決議後,讓愛國者成為加入管治隊伍的必要條件,正式進入法律化的路徑。這不是停留於宣傳或者一般政策的層面,而是進入到正式法律法規的層面而被固定下來。反對陣營當然不會甘於失敗,如水般變動策略,見縫插針,攪動渾水,從來是他們所擅長的。於是乎,反對陣營除了忽然冒出許多轉黃為藍的似是而非的文宣之外,矮化醜化愛國愛港者的管治能力,更是新的輿論攻擊焦點。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存在一種似是而非的偽命題、大誤會,就是似乎愛國陣營或者說建制陣營的人是空談愛國,卻乏能力,以至於回歸二十多年了,香港社會經濟民生仍舊沒有轉型飛躍,貧富差距仍舊拉大,政治衝突更是愈演愈烈,無日無之。對於反對派來說,要妖魔化的不僅是愛國觀念,同時要矮化愛國愛港者的管治能力。對於社會大眾甚至對於建制陣營自己來說,長期浸泡在這種洗腦文宣之下,耳濡目染,不知不覺間也迎合了這種說法而不自知,仿彿自己看自己都覺得矮了一截!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建制陣營遭受了打敗,許多經營多年的地區都失去了建制議席。請問,這真的是因為建制區議員們能力不足所造成?建制陣營尤其傳統愛國愛港政團長期面臨一種尷尬困局,就是當特區政府執政成績不如人意,或者說被反對派政團和媒體渲染為不如人意時,社會或者說選民對特區政府的怨氣就會宣泄在愛國愛港政團和從政人士身上。繼而失去議席,繼而被罵成缺乏管治能力,缺乏能力的真的是愛國愛港政團和從政者嗎?

 

最近有關管治能力的討論有很多,筆者簡單講之概括為三種:服務社會、推動政策和政治論述。服務社會,可以說通過直接服務基層人士,或者服務某個特定專業或行業利益,無論是否通過擔任各級議員,這是直接面對群眾或者市民的服務。這是建制陣營愛國愛港政團的強項啊,這一點連反對派也難以否認,所以才發明一個所謂「蛇齋餅粽」的詞彙來加以調侃。其實,擅於服務市民的政團和從政者,又何止「蛇齋餅粽」這四個字,另外還有四個字,就是「噓寒問暖」!真心關注市民的人,是從物質到心理都予以關心,而不是空喊口號,更不是製造挑動社會仇恨的口號!

 

至於推動政策方面,既包括提出解決問題的政策方案建議,也包括把政策落實下去的執行力。眾所周知,無論是政策草擬,還是政策執行,都是牢牢掌握在以高級公務員也就是AO的核心的政府團隊手中。誠然,香港在第一任特首期間已經實施了問責制,但幾乎所有涉及政府司局公權力的法律條例,都是授權於公務員的常任秘書長,而不是局長副局長。筆者毫不質疑廣大公務員團隊尤其高級公務員是屬於建制陣營的,但是當面對諸多經濟民生問題時,提不出令社會滿意的政策建議,或者無法把有效的政策落實執行到底,這兩方面能力不足的指控,難道是要整個包括愛國愛港陣營的政團和從政者來集體承受?當批評愛國愛港政團出不了管治人才時,有沒有考慮過,到底給予過多少機會讓愛國愛港者得以歷練和從實踐中學習?或者說,有沒有一條給予愛國者培養和實踐管治能力的人才培養路徑?而不是說當高級公務員幹不出令人滿意的成績時,就一股腦把責任全推到整個建制陣營,尤其是反對派一直就是用這種「連坐法」來攻擊矮化整個建制陣營。

 

最後就是所謂的論述能力。愛國愛港觀念在香港一直處於弱勢地位,其實說到底與中國價值理念在西方主導的世界輿論中處於弱勢地位是相對應的。愛國愛港者要對社會和世界說好香港故事,是從屬於要說好中國故事的。實事求是地說,從2019年黑暴肆虐之後,整個建制陣營在論述自己方面,不僅比以往主動多了,而且理論水平、表達水平明顯比以往提高許多,充份利用網絡平台的興起,可以繞開被反對派掌握的傳統媒體了。還是上文那句話,能力的培養關鍵還是要多實踐。

 

能力的培養在於多實踐,不要無知無覺地迎合反對派的矮化文宣,關鍵是要給予愛國者特別是青年一代更多更實際的實踐機會,從愛國者中培養更多有能力有擔當的人,才能讓愛國成為真正的社會主流價值觀。

 

2021年3月15日 (橙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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