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專業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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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與殺校專業與政治

程介明

 

報章上又見「小班」和「殺校」的話題。這個話題,總是纏繞着學校和教師,也纏繞着政府有關部門。這裏嘗試把甚囂塵上的一些表面爭鬥,加以梳理,以饗讀者。


問題的起源,在於進入二十一世紀不久,香港就發覺小學就學年齡的孩子不斷下降,因此出現生源不足、教師過剩;學校缺學生、校舍坐不滿的現象。這種現象,又逐漸上升到中學。


每一年出生多少嬰孩,六年後就有多少孩子進小學一年級,這是非常顯淺的道理,也是最原始的教育規劃。人口下降,不會在短期內發生(除非是戰爭、饑荒、疫病),也不應該突然才被發覺。


七十年代,每年出生的嬰孩大約是九萬到十萬左右,到了本世紀初,卻變成只有五萬左右,幾乎折半。不知道是一直沒有人注意,還是部門之間欠溝通,還是沒有人敢去挑起這個議題,就一直捂着。到發覺的時候,危機已經到了眼前,弄得手足無措。

 

人口下降:汰弱留強?

其實,出現這種情況,香港絕不孤單,國家如日本、韓國、台灣,以及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幾乎二十年前已經逐漸出現學生人數減縮的問題。出現這種現象,各個方面會有不同的思考。

 

相信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會認為:過量供應,正好造成完美的市場;也就是家長可以有非常自由的選擇,而不會因為供應缺匱而被迫選擇次級的學校。因此,學生總數減少,必然導致差的學校學生愈來愈少,汰弱留強,正是千載難逢的提高素質的理想契機。

 

不過,財政部門卻會馬上緊張起來:原來給1000 學生提供的資源,現在只有500 名學生享用,那還得了?學生少了,資源照舊,豈非浪費公帑;或者說, 「生均成本」無端上漲了?如何向納稅人交代?

 

政府的教育部門,從行政執行的角度看,也會同情財政部門的看法,因此要削減教師、減少班級,務求維持原來的「生均成本」。但是學校最大的支出是教師,要是資源隨着人數下降而壓縮,就必然涉及教師的裁減;教師人人自危,就會出現來自教師的巨大社會壓力。

 

一所學校,學生太少,到了一定的臨界狀態,就會失去規模效益,就會難以維持,因此有「殺校」的出現,也的確有學校因此結束了。如此一來,就變成「校校自危」,學校被迫把政府看成是攻擊的一方,而採取防衞的姿態。

 

假如有汰弱留強的想法,不管是從經濟的角度,還是從財政的角度,都會導致社會壓力,政府須要把任何政策措施的社會代價計算在內。上海在十多年前知道人口下降,沒有採取裁員或者「殺校」,問諸當時的教育領導,主要的考慮是:「這裏面的社會代價我們負擔不起。」在香港,政府開始的時候是理直氣壯地去處理教師過剩,後來進入關閉學校。從財政的角度、從行政管理的角度,照說道理都在政府一邊,政府的確是按原則辦事。但是當時的政府,也許忽略了兩個重要的方面,一個是政治上的代價,另一個說專業的原則。

 

縮班殺校:社會代價!

回顧起來,學生人數下降的問題,弄了幾年,結果政府還是要遷就於種種社會壓力,不斷把原來的規格降級,節節退讓。其實並沒有節約多少資源。或者說,即使是有所節約,其實抵不過所引起的社會代價。於是問:何必當初?要是一開始就不受「財政浪費」的概念盲了眼,因而不把裁員或者「殺校」看成是政策目標,而是以專業的高瞻遠矚,把危機看成契機,有計劃地重新調配資源。從理想的教育專業角度看:以前學生多,資源少,很多事應做未做;現在學生少了,正好有充裕的資源,為學生提供更高素質的教育。內地的說法: 「讓教育再上一個台階」。有何不可?

 

其結果,財政上也許與現在相差不大,但是沒有了教育界的恐慌,反而可以振奮教育界的人心。現在的局面真箇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再下去,若是不改變純粹的財政計算,何來教育界的「休養生息」?

 

回到財政的話語,也就是說,投到教育的資源規格,必須有大幅度的上向調整,也必須有符合時代的計算公式。也就是說,是加大教育投入的時候了。

 

不得不說幾句逆耳的話。目前關於「小班」的爭拗,是偏離了專業的考慮。班太大當然是難以接受的,但是班是否愈小愈好,其實在其他國家有過無數的實證研究,都沒法得出確切的正面結論。因為班的大小,只是學生學習眾多因素中的一個,要與其他因素合起來才說得清是否有效。

 

專業問題:政治解決?

贊成「小班」的一個論據,是小班教師負擔較輕。教師的負擔,應該是以「師生比」表達,也就是一位教師對多少學生。這是教學資源計算的基本法則,就是說,即使教學資源增加了,比如說師生比是1比15,可以是一位教師教面對一個15 人的班,每周教全部(比如說36 節課)時間;也可以是兩位教師面對30 人的班,每周每人教18 節課。是願意大班少課,還是小班多課,是一種專業抉擇,沒有理由要把資源策略綁死在「班額」(即班的大小)單一一個參數上面。

 

況且,人類學習的特點,是集體性的,班是一個集體,也是一個學習環境,有其重要的價值;日本教師在面對西方研究者的質詢時說: 「班小了,同學之間的關係就稀疏了!」這一點,原來是東亞教育的優勢,不可輕易拋棄。

 

由於政府的措施集中在「殺校」方面,就把全部精力放在與校長們討價還價;而校長們也被迫進入一種「集體議價」的狀態。結果是只好捆綁式大家共進退,所有學校一刀切減班,香港人說的「攬住一起死」。結果,受家長歡迎的學校被迫縮減,家長仍然被迫選擇非心儀的學校。說白了,學校的存亡凌駕了學生的利益。香港何以淪落至此!

 

話說回來,在這種種「殺校」的威脅之下,大多數教師沒有忘記自己的專業使命。我在台灣的一篇文章結尾說:「香港的教育改革,大部分都是由前線的教師『校本』設計的。香港教師因此相當忙碌。不過香港的教師也是可愛的,為了保障權益,他們可以上街抗爭。同樣的這批教師,回到學校,面對學生,他們又戰戰兢兢地各自做着出色的改革。這就是香港!」

 

(2012年11月2日信報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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