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均瑜
最近，臻美黃乾亨小學暨初中學校的辦學團體，突然宣布放棄辦學權，消息轟動教育界。且不談當中種種糾纏，但事件揭示了學校管治的重要性。
多年以來，香港基礎教育的其中一種重要資助模式，就是由政府出資、社會辦學。官民合作的特色，是能夠為社會提供多元化的教育內涵。政府一向根據 學生人數和辦學規模來計算資源投放，這無疑是較公平的撥款模式。然而，計算公式雖然一致，但產出的差異卻可以很大，其中一個原因，關乎學校的管治水平。
目前，政府只能根據資助則例在法律層面對學校管治進行監管。只要學校不違規，政府便沒有介入的理據。然而，良莠不齊的管治文化卻為教師帶來難以 估計的影響。教師可以幹勁沖天，但亦可能感到氣餒、無奈。在現行制度下，毫無投訴餘地。教師要不啞忍，要不另謀高就，擇木而棲，甚至從此離開教育界者，大 不乏人，教聯會經常接觸不少這類個案。滿腔熱誠的年青教師志氣磨滅，實在令人扼腕痛惜。
教育是一門專業，需要自主空間。然而，教育是對「人」的工作，既講求科學，也追求藝術。在這個過程之中，如何在政府監管與學校自主之間，求取平 衡，實在需要大家深思與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