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
當全國人大公佈將制定港版的國家安全法律，以堵塞存在於香港的國家安全漏洞時，令人振奮和鼓舞，對於打擊有外力干預而日漸恐怖主義化的黑暴之亂，香港終於有了有力的法律工具和依據。凡事預則立，把宏觀的人大立法決定，細化為微觀可操作的法律法案，除了要切實落實中央治港的有關精神和全國人大的立法原意之外，還要防止因陸港兩處法律制度的差異，而造成執法效果和效率被打折扣。從媒體得知，國安法的重點是執行機制，那麼這個機制是什麼模式？說起執法，一個關鍵的指標就是拘捕權。
大致而言，有3種模式：
- 聯邦調查局FBI模式：有獨立的拘捕權，與其他地方警察部門有分工。
- 軍情五處MI5模式：準確來說是「秘密服務局」(secret service)。與一般人想像的不同，它是沒有拘捕權的，必須與警方建立聯絡小組，由警方負責拘捕。
- 以前香港警方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模式：掛靠在警方，但實際上獨立運作，也就當然有拘捕權了。從零星的報道來看，似乎最後一種模式的可能性比較高，畢竟這是香港曾經有關的模式，但具體細節還是需要等待公佈。
無論如何，有獨立的拘捕權才談得上有執法效率。去年下半年席卷全城的大大小小暴力事件，讓人憤恨難當，恨不得盡快把暴力分子繩之以法。
不過，筆者倒是認為，僅僅拘捕和檢控走在前頭的人是遠遠不夠的，尤其當中有許多青少年學生不易處置，同時容易激起市民的反感，這也是對方的陰謀，用犧牲年輕人來誤導和挑動社會大眾情緒。
因此，拘捕和檢控幕後黑手、金主，以及在現場操縱指揮青年人的頭目，還有發佈動員令的核心網上通訊聯絡者，才是關鍵。這就涉及非常複雜的監聽、截取通訊和網絡監察的法律問題，網絡監察更涉及lP和app平台在海外和台灣地區的境外監管困難，而截取通訊則有可能要同來自西方國家的技術支援作大鬥法。
將來的國安法需與現有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香港法例第589章)相互協調，否則即使技術上可以及時而準確地搜集犯罪證據，但若這些監聽、截取通訊及網絡監察的法律不到位，所搜集的證據是不能作為呈堂證據的，法庭可以拒絕信納。
反過來相關法律到位，以國安為名賦予執行機制有更大的搜證權力，那麼這種法律又必定與目前相對較寬鬆的法律有所衝突。
例如如何申請採取這種搜證的程序？是自己機構內部向高級長官申請即可，還是必須向法官申請？如何令國安法凌駕於一般刑事法和證據法？又是一場筆墨官司，分分鐘又要釋法，在執法的時間上又拖了一重，這是需要作出最為精細的規定。
何況，如何在危及國安行為與普通刑事罪行之間清晰區分，從而令一件罪行到底應該歸執行機制管，還是警方一般刑事部門管？到底適用具凌駕性的安全法，還是只適用於一般的刑事搜證法規？這對於反對派來說，是非常擅長玩文字遊戲和打擦邊球的。
例如有人在網上發動「為『獨立不是選項』而上街散步！我要前途真選項！上街散步散到拍動作片！」那麼這個算在安全法範圍內，抑或普通的煽惑非法集會？有沒有類似新加坡的「預防性拘捕權」？有沒有ouster clause以豁免司法覆核(新加坡也不是徹底豁免的)？罪名和刑罰可以法典化，把各種控罪元素和各級罰則徹底明確化，以至於幾乎沒有任何可以酌情解釋的空間？
又例如自首是不會減刑，但認罪則多數減刑三分一。法官量刑之前，可能尋求感化官報告，那此做法是否仍舊適用？諸如此類的磨合和潛在問題，又豈止是普通法與大陸法在國家安全司法方面的分別！
2020年5月25日 (橙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