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均瑜
孫局長一聲「微調」，引發了社會和業界對中學教學語言政策的熱烈討論。局長的民望也因此而大升，反映了市民對現行語言政策的取向。
其實回顧歷史，中學教學的語言政策總是在專業和政治之間糾纏，而最後又總是向政治傾斜的。
1973年，當時的香港政府發表了中學教育綠皮書，建議將免費及強迫教育由六年擴展至九年，同時建議將母語教學政策由小學推展至初中。可是74年的白皮書卻決定任由學校自決教育語言的放任政策。在重英輕中的政治環境下，結果絕大部分中學都自決成為英文中學，以至出現了被譏為「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
1982年政府聘請的國際教育顧問團仔細考察了香港的教育問題，指出中學教學語言情況極不理想，並向政府建議初中全面採用母語教學、分班分科等辦法，可惜卻不獲政府接納，放任政策如故，這是政治徹底壓倒專業的年代。
到了1990年，當時的教統會看不過眼，在它的四號報告書中，建議政府制定學生能力指標，讓學校根據數據自決。沒有約束力的數據當然無法解決現實問題，學校依然「英中」如故。但畢竟業界發出了專業的聲音，亦有約五分之一學校自願為中文中學。
到了1996年，教統會覺得放任的情況實在不能繼續下去了，於是在它的六號報告書中建議政府推行母語教學政策，並制定有約束力的強力指引，學校必須符合有關條件才能保留英語教學。
母語教學政策，制定於回歸前，推行於回歸後，英國人的放任政策維持到最後一刻，而負責任的特區政府卻因此而飽受政治壓力。
特區政府在推動母語教學政策的同時又容許英文中學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現實的妥協。妥協的代價之一就是中中英中的標籤效應，這標籤效應更因近年學生人數下降而被放大。孫局長很有信心地認為通過「微調」可以讓標籤效應消失於無形。業界及市民當然樂見其成。但一個困擾了香港三十年的教學語言政策真是這麼容易就能解決嗎？
(2008年4月1日 大公報 A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