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聯會總幹事、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崔劍

平機會主席朱敏健近日表示，正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商討，計劃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族內歧視」方式，處理內地人在港受歧視的問題。此言一出，引起各方熱議。考慮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思考，目前是否是修例禁止「族內歧視」的最佳時機？用修例方式禁止，能否有效執行，達到杜絕「歧視行為」的目的？歧視問題產生的根源是什麼，有哪些更合適的公共政策可以實施？

首先，如何解決「族內歧視」問題，政府多年前已開始醞釀，特別是2019年香港黑暴中，社會空前撕裂，歧視內地人或操普通話口音香港居民的問題明顯惡化，社會對立法禁止的呼聲很高。然而目前，香港社會的大環境已完成治亂轉變，在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相繼推出後，特別是今年疫情結束、社會復常以來，實現「由治及興」，維護繁榮穩定，恢復「錢包鼓鼓」，已是社會的主流聲音。仔細對比，19年黃絲經濟圈「拒絕為普通話顧客服務」背後明目張膽的歧視，和復常通關後爆出的几宗無良商家「天價貨品」宰內地客的違法經營行為，雖然「受害者」都是內地客，但體現出的行為方式和動機有著明顯的差別。前者是歧視，後者只是奸商。政府進行立法或修例，雖然需要完成整套流程，未必能保證時效性，但也必須考慮當下的社會大環境和問題的嚴重性、迫切性。目前是否是修例的最佳時機，以簡單的法律試圖解決內地與香港居民間的深層次問題，是否產生反效果，存在較大爭議。

第二，即使立法通過，禁止「族內歧視」，執行過程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額外的警力、司法資源、宣傳公關、被歧視者舉證的難度，以及大量公帑的投入，可以想象，修例通過後，每次出現此類案例，都一定會激起新一輪的討論風波，以及普通市民對於濫用納稅人資源的怨氣。中央希望香港在新時代更好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而香港解決歧視問題，還在用生硬的法律手段一次次掀起兩地舊傷疤，制造新隔閡，這在政治層面造成的負面影響，和所謂「反對歧視」為香港帶來的「多元、平等、包容」的加分，孰輕孰重，恐怕答案不言而喻。

第三，要解決「歧視」的問題，除立法禁止外，可以用affirmative action（矯正歧視措施）, 多元融合策略，僱傭和房屋傾斜政策等等，相信這些耳熟能詳的詞語都可以在平機會網站上找到。但是，僅僅羅列這些措施，仍無法觸及歧視問題產生的根源。香港社會之所以對內地來港人士、新移民、「港漂」存在敵意，存在歧視，其中一大關鍵因素在於，香港本就長期面臨房屋及醫療資源緊張、貧富懸殊、社會福利單薄等問題，但特區政府長期以來並沒作出有力改善。自開放兩地「自由行」後，兩地交往越發頻密，隨之而來的反水貨示威、旺角小童當街便溺風波、雙非兒童教育資源問題、限奶令等大小社會事件，只是兩地民眾在交往中不斷加劇的摩擦表象。針對港人對自身社會日益加劇的民怨，政府沒有能夠直面問題要害、出手改善資源分配，那麼這些怨氣，在政治化的渲染之下，便把對政府和生活現狀的不滿，變成了對內地人士的歧視。這也是習主席在七一重要講話中，特別提到要「打破利益藩籬」的深意。

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也表示，「立法處理相關歧視問題是最後手段」。解決香港社會深層矛盾不僅靠法律，更是要確保經濟結構的轉型與發展，以及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

2023年3月27日 (鳳凰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