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聯會副會長 胡少偉
中國 1997 年恢復香港主權後，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特別行政區位為一個亞洲國際都會，是全球的金融、商業和航運中心。據加拿大菲沙研究所《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5 年度報告》所示，香港於全球 165 個經濟體中經濟自由度最高。香港歡迎全球人才、專業人士和企業家到來就業、定居和投資，教育一向高度國際化和多元化，2025 年的教育競爭力位列全球第二，具備優厚潛力成為國際教育樞紐。2026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顯示，香港五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強，為全球唯一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的城市；其中香港大學位列第 11 名、香港中文大學第 32 名、香港科技大學第 44 名，均位列全球五十強之內。英國教育雜誌《泰晤士高等教育》於 2026 年 4 月公佈的亞洲大學排名，香港 8 間公立大學今年首度全數躋身亞洲百強，其中有 7 間大學晉身亞洲前 50 名，較去年增加 1 間；當中，香港教育大學及嶺南大學首次參與排名，雙雙打入亞洲百大之列。
在殖民時期香港的高等教育升學機會不是很多，1981 年大學學位只滿足 2% 的適齡青年。據 1978 年《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白皮書》內的數字反映，往後 10 年的高等教育學位每年只維持 3% 的增長。到 80 年代中期，港府在其財政預算中透露將逐年增加大學入學率，並計劃在 2000 年達 14.5%。1988 年，港督衛奕信在其施政報告中突然宣佈加快高等教育發展的步伐，把 14.5% 目標提前到 1994 年達到，2000 年則定為 18%。1989 年六四事件後，港府不顧當年的入學率只有 6%，卻宣佈把 2000 年 18% 的目標提前到 1994 年實現。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公開的資助課程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香港於 1992 年提供了 12,000 個大學一年級學位，剛佔適齡青年的 15%。換句話說，香港於回歸前 5 年高等教育才首度由精英化踏入大眾化年代。
回歸前，教育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人數約 14,000 個，佔適齡青年的 18%。相對當時社會的升學需求仍然是處於不足的狀態，故香港政府和院校對招收境外生留學的研究不多。首任特首董建華在 1998 年《施政報告》提出：「為了奠定香港作為亞太地區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我們的政策是讓非本地學生入讀本地高等教育院校」。特區政府於 1999/2000 學年，引入首批 450 名內地學生赴港讀大學，並由香港賽馬會撥款 1.35 億資助這批內地生在港的學費和生活費；這是香港首次刻意吸引境外生來港就讀高等教育課程的措施。2004 年，大學資助委員會在《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長，與時俱進》指出：「香港應扮演區內教育樞紐的角色，促進各院校致力達致具國際競爭力的水平」。
2007 年，香港政府指教育是具發展潛力的六項優勢產業之一，提出將香港教育發展為區域教育樞紐，目標是「培育人才以支持經濟發展，以及提升本港的競爭力；為此，政府會繼續致力令香港高等教育界別更趨國際化和多元化」。為進一步推動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教資會在 2010 年《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書明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未來，建築於界別能否在國際化的過程中保持地位，以及配合中國內地的迅速發展」。為了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香港政府自 2008 年起推出多項與高等教育有關的新措施，包括：把公帑資助課程的非本地學生限額增加一倍至 20%；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頒發獎學金予傑出的本地和非本地學生；容許非本地學生從事暑期工作和在校園從事兼職工作，以及准許非本地學生畢業後無條件留港 12 個月。2011 年發展香港教育產業工作小組指出：「教育產業的發展是一整個價值鏈，當中包含宣傳、招生、入境、在香港的留駐，以及留港的發展」（頁 21）。
2013/14 年度，教育資助課程的非本地生總數為 14,510 人數，佔總學生比例 15%；其中內地生 11,374 名（佔非本地生 78.4%）。這現象當年引起社會輿論對「教育產業化」的不滿，批評教育應以公共服務為本而非市場利益，過多的內地生不等同國際化，更有指境外生到港就讀侵佔了本地青年的升學機會。但正如教育會 2014 年指出「由於非本地學生主要在核准學額以外以超收方式錄取，因此不會與本地學生構成直接競爭」。教育局高怡慧（2016）指出「一個集合來自不同區域學生，擁有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有助加強文化交流、擴闊本地學生的視野，讓他們更具國際競爭力」。在 2023/24 學年，教育資助課程的學士學位課程非本地學生佔 19%，研究院研究課程的非本地學生卻有 85.6%（就學總人數 9,535）。香港院校研究課程生源的國際化，有益於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從西亦提高了這些院校的國際聲譽。
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高的一個重要因素是 8 所公立大學絕大多數課程均符合國際標準並以英文教學，加上全球招聘學者、學術自由、國際化的研究環境，形成了對人才的「磁吸效應」。再者，8 所院校亦具備了豐富的學生來訪／外出學術交流和學園體驗，與世界各地院校的學術和研究合作，以及兼容多種語言和微地的學習文化，讓各地新生在進駐校園的第一天起就能感受到國際校園的氛圍。正如內地學者咸茹諾（2019）指出「教育國際化不是單向的，被動的、而是雙向的，互動的、主動的；教育國際化包括兩層含義：國際教育的本土化和本土教育的國際化」（頁 51）。香港一方面吸收國際高等教育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積極研究生課程生源國際化，兩台體現出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雙向的重要性。
2023 年，香港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提出「建設香港專上教育樞紐」，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讓學生廣獲蓬勃國際視野。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2024 年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提出「推進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期望至少 80 公頃用地建設北部大學教育城；遞出自 2025/26 學年起設立香港未來人才深造獎學金計劃，每年為 1200 名修讀重點領域研究院課程的本地生提供獎學金；並透過獎學金吸引更多境外尤其東盟及其他「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推廣「留學香港」品牌；還推出先到先得計劃，鼓勵市場以自資和私營方式改裝酒店和商廈增加學生宿舍供應。2024 年 10 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會見港澳大專院校，院長定位院校在科學建設、科研創新、成果轉化、參與國家重大計劃等方面取得優異成績外，表明中央堅定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國際高等教育樞紐。
香港建設成為國際教育樞紐是一個從「無到有」並邁向蓬勃發展的規劃進程。自 2023 年《施政報告》行政長官明確着西北北部都會區擁有全新土地、新人口、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不同產業的發展機遇，以及與內地的緊密聯繫，為專上教育界別提供廣闊的擴容建寶規查。政府於「北部都會區委員會」下成立「大學城規劃及建設組」，由教務長同長任組長成立調研小組，研究把香港優勢學術領域與產業深度結合的發展路徑，以及探討促進內地和國際領先的大學或研究中心進駐的策略。在規劃大學城時，特區政府提出預留空間發展不同的校園，院校共用的配套和附屬設施，當中包括學生宿舍等，以吸引世界頂尖學者和優秀學生來港發展，助力香港建設成為國際教育樞紐。
2025 年《施政報告》特區政府為「國際教育樞紐建設」提出一籃子新措施，其中直面非本地學生學額不足的挑戰，由 2026/27 學年起每年資助專上院校授課課程招收非本地生的自費就學人數上限，由相當於本地學額數目的 40% 增至 50%；而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額收生自商學額上限，亦由 100% 增至 120%。至於，非本地學生來源地不夠多元化的挑戰，教育局會成立「留學香港辦事處」，與教資會、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各專上院校、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駐內地辦事處等加強聯動，加大推廣香港高等教育；當中，計劃推出「Hong Kong: Your World-class Campus」大型宣傳計劃，推廣香港頒發學術、科研和國際合作資源等，亦會推動專上院校推出更多高增值「遊學香港」活動，並宣傳「留學香港」品牌。
香港建為國際教育樞紐發展策略明確，但要成為全球領先的教育樞紐仍面臨挑戰，其中最大的挑戰是非本地生來源地不夠多元化。據 2026 年 4 月發布的《內地赴港就讀限度調查》所示，香港於 2023/24 學年本科內地生佔非本地生比例升至 63.4%。針對非本地生來源地不夠多元化這項挑戰，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特區政府應有系統地制訂宣傳策略，鎖定目標服務地（包括東盟及「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由政府牽頭聯同駐外經貿辦推廣「留學香港」品牌，並持續檢視政策定位和發展策略。而香港在發展國際教育樞紐上需要克服的另一挑戰是非本地生住宿的短缺，教資會及教育會曾鼓勵專上院校爭取更多的住宿需要。然而，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挑戰是：更多的研究生和碩博士（高教生）畢業後的去路問題。特區政府和香港高校在維持往後的同時，要考慮新一批內外升學的人才就業機會；切勿只因表面收查更多學生而建成一個假的國際教育樞紐，而應配合香港特區在投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新興行業的需要，去栽培出一批真正國際競爭力又國際視野的高端人才！
2026年5月(《華夏教育》第四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