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聯會主席鄧飛
任何人在與家人失去聯繫八個月後，無論期間曾經遭遇過甚麼事情，都足以讓人深切同情。然而，林榮基先生返回香港之後的舉動，不無讓人覺得費解之處。如果林先生真的認為在內地曾經遭受有違法治的對待，那麼回到香港後，應該備感珍惜香港這個法治之區的優勢，無論是出於自我保護，還是想真的將所謂內幕公諸於世，都應該更為遵循法治原則——報警處理。但是，林先生卻似乎多次拒絕了這種做法，寧可尋找政黨人士召開記者 會，單方面發放訊息，引起相關人等更多的反駁，結果事件的迷霧不但沒有散開，反而愈發變成羅生門。
丟手機自毀證物
六月十四日上午，林先生從內地返港，根據特區政府新聞網資料顯示，香港警方當即與他會面，林先生表示銷案，並無須警方或者特區政府協助，這是林先生第 一次明確表示無須警方協助。姑且相信林先生可能顧忌他所宣稱「陪同」回來的內地人員，所以不敢報警求助。然而，六月十六日，林先生忽然聯絡民主黨議員何俊 仁，召開記者 會表示要「公開真相」。當天記者 會之後，特區政府和警方再次主動聯絡林先生，看看有甚麼需要幫助，但林不置可否，只是重申記者 會上說過的觀點：「港府沒有站在香港人一邊」，「對梁振英無話可說，做唔到嘢有咩好講？」這種林先生和警方的「互動」看上去真的讓人啞然——一方在這邊廂 不停追問是否需要協助，另一方在那邊廂既表示不須幫助，又拼命向媒體和公眾表示說沒有得到幫助！
林先生表示，在取回書店讀者購買紀錄的硬碟之後，在九龍塘港鐵站徘徊猶豫，內地與他一起回港的人用手機短訊催促他，他最後決定把手機扔掉，也有報道說 他把手機關掉。讀報道讀到這裏，更加讓人費解，這個內地同行人給予的手機，可是重要證據啊。如果林先生真的覺得自己回來香港是行動自由受到限制，那麼這部 手機可是非常重要的證據！儘管手機SIM 卡可以隨便購買，不可能作手機持有人的身分確定，但手機通訊訊號是可以定位呀。如果林先生想將自己行動自由受到限 制的「真相」大白於天下，為甚麼不拿着這部手機一併去報警求助？讓警方來按圖索驥，追蹤那些所謂給予他手機的內地人呢？結果林先生不僅寧可開記招而不願去 報警，更反而把唯一證物的手機給扔掉了！
親取硬碟難釋疑
至於有記者 追問林先生：既然內地來的人自己都可以拿到購書紀錄的硬碟，那為甚麼還需要他回來拿？林先生作如此回答：「他們說因為硬件是由我操作的，確實裏面的資料全部都是我輸入的，書也是我寄的，作為一個呈堂證供，他們需要找一個親自做的人過關交給他們，作為一個有力的證據，有可能對那些訂書的人追究。」（見端傳媒 六月二十日訪問報道）老實講，我沒看懂林先生這番話到底在說甚麼。需要找一個親自做的人把硬件拿過關交給內地方面？到底是這個硬件的內容（如果有這個硬件 存在的話）作為一個有力的證據與呈堂證供？還是「需要找一個親自做的人把硬件拿過關交給內地」這個舉動是一個有力的證據與呈堂證供？如果是前者，那麼記者 問得很好，實在無須老林親自來拿；如果是後者，就真的讓人不明所以了。
截至本文停筆之際，新聞報道警方將採取行動保護老林的人身安全。希望老林不要再對警方提出的幫助不置可否或者表示拒絕，無論是自我保護，還是還原真相，都應該採取更有助於澄清疑慮和更合乎法治的做法。
(2016年6月22日每日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