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聯會總幹事、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崔劍

近日，根據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的要求，香港最低工資委員會完成了優化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第一階段的諮詢。在為期四個星期的咨詢期間，委員會就優化檢討機制的各個方面聽取公眾意見，包括是否調整檢討周期、怎樣提升效率，以及如何在最低工資水平和維持經濟發展等元素之間取得平衡，並就此向政府作出建議。

每一次在香港出現最低工資的討論，都會引起勞資雙方的激烈辯論，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本次咨詢亦不例外。商界的大致觀點認為，提升法定最低工資會令企業整體工資成本上升，增加失業人口，影響香港整體的競爭力，造成多米諾效應，同時也會推高通脹，造成工資與物價互相追逐的惡性循環，增加市民生活成本。而勞工界則認為，最低工資是保障工人能以勞力換取足以生存的薪金，維護勞動者尊嚴，保護勞工權益和維持合理生活水準的一項政策。他們認為目前香港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不完善，導致最低工資水平過低，未能讓低薪僱員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改善整體生活水平，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和出現在職貧困。

完善和優化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的基礎，要對最低工資政策有深入全面的理解。目前世界主流國際基本都實施了最低工資政策。基於道德、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理由，制定最低工資政策是合理的，它可以增加勞動者整體收入，改善低端勞動者福利，減少收入不平等，促進社會包容。在此基礎上，政策制定者要明確最低工資制度的定位，是設立薪金保障、維護底線”、確保議價能力弱的基層勞動者能維持基本生活，還是要以“生活工資”為目標，將工資水平與生活開支掛鉤，以解決“貧困問題”？這個問題是優化最低工資具體措施的核心，沒有標準答案，出於不同的考慮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整體而言，我們應該承認，最低工資雖然可以縮小收入差距，共享經濟成果，但也僅是社會大規模減貧努力的一小部分，不應因為政治因素而“用力過猛”，導致適得其反。

此外，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經濟學界經過幾十年的研究分析至今沒有一致結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此曾有過一句評論，“法律能規定最低工資，但不能確保有工作”。這句話對值得最低工資的政策制定者認真思考。如果所有人依法必須獲得最低工資的話，那麼非技術工人（特別是最年輕和最年邁的），以及特殊就業人群，會首當其衝更難找到工作。因此，政府應該根據《最低工資條例》，平衡這部分受影響最大人群的工資保障和就業機會。

最後，處理最低工資問題時要考慮最終的成效。檢討機制和制定數字並不難實現，但確保僱主遵守最低工資，讓基層勞動者能真正從政策中受益，還需要更加細緻的政策引導和監督。現實中，僱主可以通過減少福利、壓縮休息時間或裁員等方式，抵消最低工資上漲帶來的成本壓力。同時，工資的增加，是否導致稅收的增加，或者其他社會福利相應的減少，這些都是需要整體考慮的政策細節。簡言之，最低工資政策的制定和完善的過程中，要注意增加透明度，特別是加強各個持份者的對話和溝通，在充分尊重專業意見的基礎上，確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水平。

2023年4月28日 (鳳凰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