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聯會主席，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鄧飛
2016新年肇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又來一幕外交大手筆──對中東三個大國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展開國事訪問，推動價值幾百億投資，是促進經貿合作的「一帶一路」戰略在中東的落實。更是少有先例地、在臨行之前，先發布一份《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把自己的來意、善意與合作之意先說清楚，充分把握外交上的話語主動權。
相信沒有國人會反對這種既是有所作為、又是互惠互利的中東政策，但與此同時，這種中東政策又的確讓人感到至少有兩點憂慮：一是安全系數：大量的中國投資投放到這個「千年火藥桶」地區，會不會血本無歸？二是美國因素：美國在中東的政策不得人心，助力「阿拉伯之春」把埃及給攪渾了；美與沙特阿拉伯的關係，其實也自小布什政府時期已經開始降溫。今天奧巴馬政府更是明擺着批判沙特執政當局，對伊朗也是恩仇難泯。但畢竟美國在中東無論是政治結盟、經濟操控和軍事存在，已經是深耕易耨了大半個世紀，不可能眼巴巴看着中國人乘虛而入，取而代之成為中東的主導者。
「一帶一路」與地緣政治衝擊
單靠把錢撒出去的善意，不足以降低投資的政治風險。而中國過去的確也在這方面吃過不少虧。哪裏剛砸錢下去了，哪裏的政治就開始鬧事了，原來簽訂投資合作協議的政權被新的政治力量所動搖了，甚至推翻了，之前的中國投資利益便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如在利比亞、緬甸、泰國等，不一而足。歐美國家那種輸出西方價值觀的「以良治與民主換取援助」（good governanceand democracy in Africa in return for aid）的交往模式，當然不符合中國外交的五項基本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然而，如果我們把外交五項原則，簡單地理解為單純經濟層面合作，政治局勢聽之任之的話，那麼過去吃過的虧，可能還會吃，過去交過的學費，可能還要再交。何況中東局勢遠比東南亞來得複雜，而彼此歷史交往經驗的有限，又讓中國人對此地倍感陌生。
因此，整個的中國中東政策可以概括為一條問題：我們的外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需要注入什麼新的政策內涵，才足以讓中國在中東的經濟利益，乃至「一帶一路」戰略，能夠經得起中東宗教政治和地緣政治的衝擊？
中東國家的政治似乎總是在兩端之間徘徊：要麼是宗教極端主義，要麼是世俗封建獨裁。近現代的中東歷史發展經驗告訴我們，這兩種力量彼此總是水火不容。在冷戰時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均充分利用中東這兩種政治力量進行代理人戰爭，以利爭霸。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中東國家的宗教極端勢力相對比較薄弱，在泛阿拉伯主義思潮影響之下，埃及、伊拉克、利比亞等阿拉伯國家都建立起自詡為「正確獨裁主義」（rightdictatorship）的政治體制。甚至連拒絕與埃及為伍的沙特阿拉伯，也實際上是一個封建君主獨裁政體。這種獨裁體制雖然曾一度利用「泛阿拉伯主義」意識形態，宣傳和進行有限度的現代化建設，來建立統治合法性和民眾認受性，同時對宗教極端主義也有着很強的壓抑作用。但奈何在美蘇冷戰爭霸的大操控格局之下，以及面對以色列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下，這種世俗獨裁體制不斷地在透支着它的「正確性」。與此同時，宗教極端勢力，又在反抗以色列暴力鎮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反抗蘇聯入侵阿富汗， 以及沙特阿拉伯贊助的「瓦哈比（Wahhbiya）」原教旨思想傳播的三重作用之中，羽翼漸豐。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不再需要這些「正確獨裁主義」國家來平衡地緣政治了，反而藉着反恐之名和因應顏色革命的冒起，把這些獨裁體制一個接一個地打掉。結果美式民主仍未見，政治瓦解、社會崩盤卻四處皆是，平白為宗教極端主義勢力增添了其必需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土壤。沙特阿拉伯雖然沒有遭受顏色革命和美軍入侵，但如上所述，美國政府對與瓦哈比暗通款曲的沙特當局，早就不耐煩了。
簡而言之，中東國家變成兩大類別：
─擁有較強政府能力的國家；其政治體制日益缺乏民眾認受性，如沙特阿拉伯。
─缺乏政府能力的國家；就算它的執政者，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而貌似擁有統治合法性，但也因為政府能力不足，而推行不了有利經濟民生的政策，從而不斷消耗自己的民眾認受性；如埃及等遭受顏色革命衝擊的國家。
兩種國家都不得不面臨宗教極端勢力的衝擊，如果不能有效地提升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和認受性，那麼面對宗教極端勢力、民粹主義者的攪局衝擊，就會底氣不足。那麼國家社會崩盤的風險，就不能免除。
「在商言商」更應「在商言政」
中國的中東政策、尤其是針對阿拉伯國家的政策，不僅能讓阿拉伯國家得到經濟發展的機會和實惠，更重要是能為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國家的現有政治力量，注入新的統治合法性和民眾認受性。從而讓阿拉伯國家現有的管治當局，既能應對宗教極端力量的衝擊，也不必在被迫傳入顏色革命之類的、急進西式民主化過程中，出現政治崩盤和社會瓦解。只有當阿拉伯國家現有的管治當局，獲得了比現在更高的統治合法性和民眾認受性，宗教極端勢力無法再利用貧窮來煽動階級、教派仇恨，親西方勢力無法再利用意識形態來煽動推翻現有管治體制，管治才能獲得可持續性，那麼中國在當地的經貿利益才能獲得長遠的保障。因此，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中東政策時，不能只是在商言商，且應該在商言政。與每個中東國家所進行的、價值數百億美元的經貿合作，不能只惠及該國統治集團的一小撮人，而是應該通過中阿合作論壇，和經驗交流、文化合作等軟實力溝通平台，鼓勵阿拉伯國家統治當局把中阿經貿合作所產生的利益，廣泛地惠及民眾，用以消除階級、族群和教派之間的貧富懸殊，從而使現有的政治體制，通過利益均沾來獲得更大的合法性和認受性。用以消除包括宗教極端思想在內的一切極端思想的社會土壤，讓阿拉伯國家真正走上可持續的繁榮穩定道路。也只有這樣，中國在中東的投資利益、戰略利益才能真正獲得可持續的保障。
美國前總統高級顧問帕特． 布坎南（PatrickBuchanan）曾在一月十八日以「伊朗走上了中國道路？」（Is Irantaking the China Road？）為題撰文，對伊朗以精神領袖為核心的執政當局，致力對外穩定國際關係、對內發展經濟，以謀求真正的政權持久性（Iran'sregime seems to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path to powerand permanence of the regime lies not in conflict with theUnited States, but in avoiding conflict-and taking theChina road.），表示很大的讚賞。
美國能欣賞伊朗走上中國道路，那麼中國能幫助中東走上中國道路嗎？哪怕只是促使中東進行有限的模仿，也能帶來持久的共贏。
(2016年1月28日 大公報 A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