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博士、教聯會秘書長、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崔劍

今日(11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就支聯會案作出判刑。案件涉及支聯會及其三名主要成員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四名被告共同被控一項「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控罪指，各被告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權機關。

本案中，第三被告何俊仁在開審首日認罪；支聯會、李卓人及鄒幸彤則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法院最終判處支聯會罰款港幣150萬元，須於三個月內繳清；李卓人被判監禁7年；何俊仁因認罪及其他扣減因素，被判監禁5年2個月；鄒幸彤被判監禁7年3個月。有關刑期顯示，法庭在處理國家安全案件時，既嚴肅看待罪行本身對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造成的風險，也依法考慮各被告的個人情況、認罪與否、案件延誤、審訊中節省司法資源等因素，體現量刑上的審慎和平衡。

在解釋「情節嚴重」時，法庭依循普通法解釋原則，指出除非《國安法》條文語境或目的另有指向，否則應賦予相關文字普通和自然的意思。同時，法庭強調《國安法》與香港本地法律制度是「銜接、相容和互補」的，除非存在不一致之處，量刑時仍應參照香港本地量刑法律和原則。換言之，《國安法》案件並非脫離普通法律秩序之外，而是在香港司法制度中依法審理、依法裁判，這本身正體現了香港法治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關於具體標準，法庭引用呂世瑜案及馬俊文案，指出評估嚴重性時，重要着眼點是「犯案者的行為，及所引起的實質後果、潛在風險和可能影響」。相關因素包括犯案時社會背景、煽動手法、規模和次數、有否涉及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受煽動的物件、煽動影響及潛在影響等。法庭也參考「律政司司長訴潘榕偉」，強調煽惑罪的立法目的在於阻止人慫恿或鼓勵他人犯罪，即使未有人實際被煽動而犯事，罪責也不會因此當然減輕。由此可見，國家安全案件重視的不僅是已經發生的實際損害，也包括對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及憲制秩序所造成的潛在風險。

法庭最終裁定本案屬「情節嚴重」，具體理由包括：案發時社會氛圍動盪。被告言行令國安與秩序面對更大風險；煽動持續14個月而非單一事件；借網絡平台可無限次流覽轉載，加重嚴重性；被告皆為知名人士，動員力與影響力「遠非寂寂無聞之輩可比」等因素。同時，法庭明確駁回「不知者不罪」之說，直指各被告「並非真誠地相信他們的言行沒有違反《國安法》，他們只是拒絕臨崖勒馬，一意孤行地將『支聯會』的抗爭立場堅守到底」。至於何俊仁的認罪扣減，法庭認為其在交付及排期後才認罪，不給予全額三分之一扣減。整個判決推演層層有據，減刑逐項列明，公平公正，既沒有「重判」，也不會「姑息」，判決結果均是各被告罪有應得。

「支聯會」被外界包裝為「民主」符號，然而其綱領的本質就是顛覆國家政權。憲法明文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鼓吹「結束一黨專政」，就是要推翻憲法確立的根本制度——這樣的主張，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會被容許。

本案再次說明，香港的自由和權利並非毫無限制。自由和權利固然受法律保障，但並不能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破壞憲制秩序的護身符。《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正是為了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支聯會在《國安法》生效後仍持續推動相關違法主張，最終受到法律制裁，正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判刑既體現了對被告的懲罰，也具有廣泛的警示作用：香港是法治社會，守法者的權利受到保障，違法者必須承擔後果。任何人在香港觸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都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2026年9月11日(橙新聞)